巡礼佛迹，广播佛法，天佑慈祥王

离开佛陀故乡后，他们按佛陀当年出家求法的路线，依次朝拜，包括佛陀当年随外道学习、行外道之法的地方也都去了。佛陀成道后的遗迹更是他们巡礼的重点。在所有巡礼过的地方，阿育王都做了标志。

对此，《阿育王经》卷2是这样说的:“我欲于佛行、住、坐、卧处悉皆供养，又欲作相令未来众生知佛如来行、住、坐、卧所在之处。”“作相”就是制作可视性的东西，在历史实物无存或破损的地方重新树立起有相标记。这多少有点类似现代的作为文物保护标志的石碑，但现代的石碑形制单一,阿育王所作的标记都是形式各异，有的是佛足印形,有的是与佛有关的物品形,有的是种植有关的树木，有的是佛的某种相好，如字形，有的则是表示佛法的记号如法轮、菩提树和莲花等等。

在所有这些标志中，最著名的要算佛塔，特别是四大处佛塔,雄伟壮观，为后世巡礼佛迹者必至之处。它们是迦毗罗卫国蓝毗尼园的生处塔摩揭陀国伽耶城菩提树下的成道塔、婆罗奈国鹿野苑的转法轮塔拘尸那伽国跋提河边的涅繁塔。阿育王对佛陀遗迹进行标记可称为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佛陀遗迹普查动，其规模之大，空前绝后。后世佛教徒巡礼佛陀遗迹主要就是根据阿育王时代确定的标记来进行的。那么,阿育王对佛陀遗迹的确定又是根据什么呢?史料上只说是听从优波笈多的指定。那优波笈多又是根据什么呢?史料对此没有说明。按我们分析,佛涅粲后，佛教徒为了表示对佛陀的怀念和敬仰,常在佛陀生活过的地方凭吊,从而形成许多朝拜点，但由于时间久远，传说纷纭，对于佛迹的认定也很不统一，其中不免夹杂了许多非真实的成分。

尽管如此，这种自发的、零散的纪念活动的确把许多佛陀遗迹确定并延续了下来,优波笈多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佛陀遗迹作了一次全面彻底的清理和重新认定。这次清理肯定也把相当多非真实的佛陀遗迹包纳进来。历史上，佛陀主要在恒河两岸活动，多数学者并不认为佛陀曾去过西北印度和南印度等遥远的地方。但阿育王这次确定下来的佛迹却北起兴都库什山,南到斯里兰卡，遍布整个南亚地区。非真实的佛陀遗迹的大量出现，在当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佛教在不断传播过程中,佛陀的人格与学识得以不断的升华甚至神化，对佛陀的敬仰之情不断增加，而制作佛像的习惯尚未产生，所以,对佛陀遗迹的崇拜便成为当时佛教的一种主要崇拜方式。

从这一历史背景来看,大量非真实佛陀遗迹的出现就成了一种必然的宗教文化现象。自从阿育王这次全面普查标记之后，南亚次大陆的佛迹基本上统一肯定下来,后世虽还有增加，但大体上都是这时确定并相传下来的。玄类到印度巡礼时之所以能见到那么多的佛迹，主要应归功于阿育王的这次普在活动。阿育王为推广佛教实施佛法治世而开展的又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广布法教。这一活动最早是从公元前261年开始的，大约于公元前245年结束，前后延续近20年。

这种法敕分布范围极广，几乎遍及整个南亚次大陆。法显、玄奘在印度各地经常看到的石柱，即为法敕刻文的一种形式。可惜后来逐渐湮没，以至世无知者。直到1356年,伊斯兰教徒菲罗兹夏尔在距德里160多公里及60公里处各发现根石柱，遂将其移至德里,再到百年前为英国人霍尔所注意，并于印度、尼泊尔、阿富汗等地又有发现。后经普林斯苦心研读，至1837年始得确认为阿育王法敕。这在学术界被视为印度古代史研究中最大的发现。根据现有的发现，法敕刻文分为大崖、小摩崖各7所、石柱10根、石窟刻铭及石板等5种。除小摩崖法敕中有阿育王的名字外,其他皆刻以“天佑慈祥王”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