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本是由佛教戒杀护生思想和儒家好生思想衍生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之一，是流传千年的民俗。随着时代的发展，放生也与时俱进，在产生许多放生新招的同时，也助长了一些乱象。于是乎，外来物种入侵、破坏生态平衡、黑色放生产业链等，每每见诸报端，在一味求功德的功利心驱使下，盲目放生之势愈演愈烈。当出于无上悲心的放生流于形式，当淳朴的慈善之心屡被利用，当放生已不再护生，甚至从实质上成为杀生的时候，人们不禁会问：放生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在现代化的今天应该如何放生？本期，让我们拨开历史尘雾回到原点，还原放生护生的初衷，倾听专家学者、佛门中人谈谈他们心目中的放生与护生。

佛教放生习俗的形成及其流行

　　放生习俗的形成，既有佛教戒杀护生的思想根源，同时亦受到儒家好生思想的推动。南北朝以来，在皇权贵族的支持下，逐渐以天然水湾为放生池，形成中国佛教的放生习俗；宋朝以后，僧人在寺院设置放生池，供民众放生，使放生习俗深入民间。

祖师大德关于放生的故事和言论

　　佛教传入中土，阐发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果的理论，提倡修善业、断恶业，并视杀业为最大的恶业，故极力提倡戒杀放生，形成了断荤吃素的传统。历代以来，无论是哲士鸿儒，还是慈善家，以及出家、在家的修行人，多培己仁心，或茹素而断荤，或戒杀而放生，典籍中颇多记载。

教界声音：

　　星云大师：积极护生是幸福配方

　　根据佛教《六度集经》记载，佛陀在过去世为鹿王时，曾代替母鹿舍身，感动国王制定动物保护区，禁止猎杀。佛世时阿育王更广植树林，庇荫众生，设立医院，规定宫廷御厨不得杀生等，凡此都是佛教对于护生的最好示范。今人若能设立动物之家，让动物养老、医疗等，都是积极的护生。

　　哈尔滨极乐寺方丈静波法师：作为佛教慈悲的行为，放生不可非议 ，但现实中的放生又存在很多不理性，比如说过分强调做功德，认为放得越多就越好。其实，佛教提倡中道，恰到好处就是好，放生不应该订多少去放，你去订，他就去杀。现在有很多极端的行为，第一他不懂，于是就会极端。放生是一种慈悲行为，我们要尊重生命，放生对环保是有好处的。

　　五台山佛母洞住持悲月法师：放生是中国佛教优良传统，许多寺院建有放生池供人放生鱼类众生，放生令人身心愉悦，心情大好，种种福德利益不可限量。相比过去人放生，现代放生活动有两个明显特点：

　　普陀山佛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门肃法师：放生本身是件好事，符合佛教的精神。在佛经中也有记载放生的功德以及放生的意义。放生就是尊重其他动物生命，也滋养我们自身慈悲心。然而，近年来放生却成了佛门中不得不引起重视的话题，这个问题不在放生本身而在于对放生的理念误解与不当的操作行为。

学界声音

　　护生莫杀生——楼宇烈教授谈护生与放生

　　现在许多寺庙都会组织放生，许多信众也非常热衷放生，放生的规模越来越大。然而，社会上对这样一种放生现象的质疑声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有时候分不清是放生还是杀生。

　　佛教提倡不杀生，五戒第一戒就是不杀生，不杀生是对生命的关怀和尊重，是佛教里面慈悲的体现。因为众生平等，不能因为我们是人，就可以随意屠宰其他的生命，所有的生命我们都要尊重。佛教里面有个说法：“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我们整个世界的生命都在一个宇宙中间，所以我们要对他们慈悲，这种慈悲精神的根本就是要让众生得到超度、解脱、安乐。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温金玉教授：阿尔贝特·史怀泽的名作《敬畏生命》一书写道：“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人对这个世界要有一份温情。中国传统的戒杀放生，就是一种慈悲精神的体现。

　　蒋劲松：莫让放生变杀生

　　放生是大乘佛教提倡的功德，也是符合现代动物保护理念的善行，但是，好事必须做好，放生必须要遵循科学，否则好心可能办坏事，放生弄不好变成杀生，这就违背放生的本意了。

古人护生故事

　　人鸟虽殊同是客——白居易的护生故事

　　元和十年，白居易初贬江州（今九江）。时年不过四十四岁，本当是意气风发担纲朝政之机，却困在南方的小城，在湿热陌生的环境中，倍感苦闷忧愁。初被贬时，失意之外，更有对于命运变化的困惑，他在诗中感叹“火发城头鱼水里，救火竭池鱼失水”，认为自己如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的鱼儿一般，莫名遭受灭顶之灾。在这种“毕竟不能知所以”的窘境中，人无处可逃 <<<<<详情

　　亲经患难知断杀——苏东坡的护生故事

　　元丰二年，因与实行变法新政的王安石政见不合，苏东坡写诗讥讽朝政，引发“乌台诗案”并入狱。狱中的苏东坡第一次尝到了被人监禁羞辱，生死不由自主的滋味。在写给弟弟苏辙的诗中他将自身的处境与被送入汤火的鸡相比，自诩“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这一次的监禁生涯使苏东坡的心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后来回忆说，“自下狱后，念己亲经患难，不异鸡鸭之在庖厨，不欲使有生之类，受无量怖苦，遂断杀。”

圣凯法师：佛教放生习俗的形成及其流行

　　放生习俗的形成，既有佛教戒杀护生的思想根源，同时亦受到儒家好生思想的推动。南北朝以来，在皇权贵族的支持下，逐渐以天然水湾为放生池，形成中国佛教的放生习俗；宋朝以后，僧人在寺院设置放生池，供民众放生，使放生习俗深入民间。

　　一、放生习俗的形成

　　先秦时期，孔子以舜为好生榜样，孟子则强调恻隐之心，并以仁义思想启发梁惠王。《吕氏春秋·异用》记载成汤仁民爱物，强调放生为上合天心，下顺民意，仁君不忍见猎人四面布网，有违上天好生之德，于是去除三面，仅存一面；并更改祝祷词，化杀戾气为和祥之气，表现了统治者若行放生将比杀生更易获得民心。

　　《列子·说符篇》记载了“周简子正旦放生”的故事：邯郸之民，以正月元旦献鸠于简子。简子大悦，厚赏之。客问其故。简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竞而捕之，死者众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过不相补矣。”简子曰：“然。”由此可知，邯郸在春秋时代已经出现专门捕鱼鸟以供放生的风俗，但是民间放生主要是表示对生灵的恩惠，先捕生灵然后再放之，则功过难以相抵。当时，周简子听从门客劝导，将“捕物放生”的作法改为“禁民捕捉”，这是中国禁止屠钓的早期记载。

　　“成汤解网”和“正旦放生”说明了放生习俗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深厚的思想背景。昙无谶译《金光明最胜王经·流水长者子品》为佛教的放生提供了自身的资源：“流水长者子不忍鱼为日所曝，乃求其国王，与以二十大象，暂往负水，济彼鱼命，王允其请。长者子乃及请二子，至象厩中，随意取二十大象，又从酒家多借皮囊，往决水处，以囊盛水，象负至池，泻至池中，水即弥满，还复如故。流水长者子救起濒死之鱼，予之水、食，为其解说大乘经典，诸鱼闻经后，皆生忉利天。”《流水长者子品》对佛教的放生习俗具有重要的影响，如十二因缘法、诸佛菩萨圣号、放生功德偈、放生程序、放生仪轨等。流水长者子救鱼放生的情节，增进了中原人士对佛教放生思想的理解，更易于接受和传播。

　　二、放生仪轨的制订

　　南北朝以来，放生习俗逐渐流行。北魏献文帝下敕，勿用牲畜祭祀天地宗社，每年活七万五千牲畜的性命。北齐文宣帝实践佛教的慈悲教法，积极断绝肉食。天保七年（556）五月，文宣帝认为肉食是违反慈悲，故不食肉。天保八年（557）四月庚午颁诏禁取虾、蟹、蛤、蚬等，只准捕鱼；同月乙酉，不论公私禁绝以鹰、鹞猎狩。天保九年（558）二月下诏，限令在十一月和一月准许烧野，此外一律不准用火。

　　梁武帝撰写《断酒肉文》，下敕以蔬果为宗庙祭祀用品。而且，梁武帝造十三无尽藏，实践放生与布施二科。他还命令张文休每天去屠宰场，买下即将被杀的动物，然后放生。王公贵族以及市民受梁武帝的影响，积极参与、推广放生。

　　陈宣帝太建十三年（581），智顗劝请陈宣帝下诏禁止采捕。智顗目睹民众以捕鱼之网相连四百多里，于是购买江海湾典型段为放生池；并且为渔民讲《金光明经》，渔民闻法改行转业，好生从善，并献临海江沪溪梁六十三所，达三四百余里，为放生池，徐陵树碑阐明因缘。

　　及至唐代，放生习俗非常盛行。《续高僧传·道胄传》记载，道胄于诸州建造放生池一百余所，多有灵感。 “安史之乱”后，政局动荡不安，人心惶惶，民生凋敝，饥荒四起。唐肃宗于乾元二年（759）下诏，设立放生池八十一所，从山南道、剑南道、黔中道、荆南道、岭南道、江西道、浙江道诸道，一直到昇州的江宁、秦淮太平桥及临江带郭上下五里，颜真卿撰《放生碑文》。诏书中所谓的临江海一带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与智顗以天然的海湾为放生池屏障之形式相雷同。

　　宋代以来，放生在朝廷的推动和民众的参与下更是盛行。宋太祖下诏民间二月至九月，不许采捕弹射。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杭州天竺灵山寺慈云遵式上奏朝廷，以西湖为放生池，而且自制“放生慈济法门”。《金园集》收录了遵式的《放生慈济法门》，在序言的开篇说：“儒冠五常谓之仁，释御四等谓之慈，皆恶残去杀，推惠广爱之谓也。然后果五福之曰寿，证四德之曰常，实唯不杀，放生之大统也。”这是以放生融合了儒家的“五常”和佛教的“四无量心”。遵式以叙由、呪水、请加、归依、称佛、说法、忏愿七章，制订了放生的仪轨。

　　放生的流行不仅受到政府的支持，而且在宗教信仰上获得灵感。守尚书屯田员外郎知越州诸暨县事潘华撰《梦鱼记》，潘华依《普贤观经》，令人不得捕池沼江湖内鱼。景德四年（1007），潘华奉诏还阙，梦江湖中鱼哭泣。这种灵感故事的流行，说明了放生在宋代的盛况。

　　天圣三年（1025），四明山（今宁波）延庆寺知礼亦奏请在佛诞节放生，为皇帝祝寿，并请求以南湖为永久放生池。知礼为了使放生法会顺利进行而制订放生仪轨，并撰《放生文》以定其仪轨，当时的枢密使刘均奉敕为此撰写碑文，记载此次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