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历史上，都市、集中的资源、多样的传媒、便捷的交通和流动的人口对生活于其中以及辐射范围所及的人们产生种种的影响，它犹如一个高速运转的旋涡不断将人们吸卷其中，人们甚至毫无察觉而为其所牵引，当代诸多西方思想家早就对工业文明对社会生活和人造成的病态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现代性是正在降临的命运，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现代性并非某种我们已经选择了的东西，因此我们就不能通过一个决定将其动摇甩掉。”我们只能面对和应对现代性给我们带来的诸多问题，在此情形下，建设城市文明成为当代之亟需，其意义不仅在于改变病态的城市，更是在于疗治病态的人。　　佛教为当代伦理重构提供思想资源　　五四以来，中国经历了数次反传统的高潮，这种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几乎彻底的否定是世界其他民族所未曾有过的，从上个世纪反传统的历史轨迹我们看到，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如何从最初的较为清醒、公允的理性反思一步步走向偏激，直至丧失理智的疯狂，到今天又开始回归理性，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佛教乘此东风亦得到较快的发展。　　审视上世纪的反传统运动，我们不难发现，对传统伦理体系的批判和解构一直是运动的主要任务，这不足为奇，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血缘伦理文化，伦理道德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这自然不似有着宗教传统的西方社会。中国传统伦理体系是以儒家伦理为主体，佛教和道家伦理为补充的三维一体结构，儒家的弘毅进取和佛道的柔顺守静共同塑就了传统文化的整体至上、刚柔并济、能进能退的品性，她为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维系着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要历史地、辩证地来看待我们的传统伦理体系，审慎地做扬弃的工作。其实，近现代反传统的理论依据基本上是西方启蒙以来兴起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其表现为高扬个体价值、肯定个体的欲望、跳出传统“伦”的约束以及世界祛魅和价值的多元化，可以说启蒙是现代性的开端，它孕育了现代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

然而对于反传统的结果，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种现状，即解构上的不遗余力，建构上的力不从心。这好比因嫌房舍破旧而拆掉重建，结果是旧的拆了不少，新的却迟迟不知如何建造，如此只好躲进残垣断壁，或是暂避于他人的屋檐下，或是四处游荡而不知所适。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在生活实际中，虽然传统伦理体系遭致批判和解构，但并未因之而从人们的意识或无意识中销声匿迹，传统道德仍然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地在处理和维系百姓道德关系方面发挥着作用；对西方某种学说的推崇和引入，并试图依其建构新的伦理体系至今也尚未成功；现代性所呈现的价值碎片、道德相对主义乃至道德虚无主义给社会的道德生活造成了沉重的灾难。　　因此，伦理的重建是时代的呼唤和提出的重大课题，这对佛教而言是个重要的契机。在历史上，佛教传入和发展的过程也是同中土固有文化相互融摄的过程，在伦理方面与中土儒家伦理相互影响，为中国传统伦理体系的建构做出了贡献，如佛教的因果报应弥补了中土伦理善恶因果律的不足，在理论上解决了传统伦理“德”与“福”的矛盾；佛教的慈悲精神、佛性论、修行论、解脱论等也都对传统伦理精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代伦理的重构不可能无中生有，佛教应依其契理、契机、应时原则阐释其教义，为当代伦理建构做出应有的贡献。都市佛教位处诸多资源集中的城市，方便与高校等研究机构及其专家学者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有助于对佛教伦理资源的挖掘与梳理；城市亦是当前道德问题复杂尖锐、道德冲突严峻的地方，这对于佛教伦理的针对性研究也有推动作用。笔者认为当代佛教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伦理重构做出贡献：一、佛教缘起论可为解决当前道德形而上学缺位提供一种思路；二、佛教的慈悲精神可以作为当代美德伦理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三、以佛法来认识和阐释当代的诸多领域的危机，提出并发展佛教应用伦理，如家庭伦理、生态伦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