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灯会元》记载：佛后二十七祖般若多罗曾告诉菩提达磨：“却后二百二十年，林下见一人，当得道果。听吾谶曰：‘震旦虽阔无别路，要假儿孙脚下行。金鸡解御一粒粟，供养什邡罗汉僧’”。这句话是对什邡罗汉寺马祖道一广度群生，开创中国佛教新天地的预言。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从达磨初祖到六祖慧能，基本上是将佛法思想与中国实际从理论上相融合的一个时期，到六祖慧能后达到顶峰，从而奠定了禅宗最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八祖马祖道一之后，佛教才真正的完全中国化，可以说马祖道一是中国佛教的开山始祖之一。这一时期，以马祖和石头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禅师，以明快而贴近生活的方法，把佛法精神以简单、纯真、自然的形式弘扬开来。从而使佛法“法付龙天，插杆弘扬东土；宗承马祖，一口吸尽西江。”

　　马祖门下有弟子八百多人，有名有姓传至今天的都有139人，得法者有84人，并且都成为一方宗师。这样巨大的有成就的被教育群体，在中国佛教使上都是无人能比的。

　　马祖教育弟子的方法千奇百怪、灵活多样，至今依然启发着我们的智慧。这与我们当今呆板、僵化、强制、崇尚教育名牌的浮躁教育体制，形成鲜明的对比。

　　马祖创建的学校名叫“丛林”，有着广纳贤才、因人而异、不拘形式的风格，是最早的规模宏大的形散却法规范，无章却度有序的大型学校。僧人们在这样的僧团中，以佛法来指导生活学习，将佛法完全生活化。

　　佛教僧人信众折服于这样的教育方式，将马祖推崇为伟大的导师，以至于最后形成不见马祖、不见石头为无知，所以江西拜马祖，湖南拜石头，来往不断，称为跑“江湖”，“江湖”一词由此而生。

　　日本当代学者，汉文化专家柳田圣山在其《新佛教的开山人》中写到：“佛教传入中国后，禅宗是在中国辽阔广袤的大地上诞生的人文主义宗教，是开放的、中国式的产物，是佛教的伟大革命。马祖道一是这场革命性运动的导师”。

　　马祖来至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祖辈是编簸箕的农民，深知民众疾苦，了解农民现状，所以号召僧侣自给自足、农禅并重，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其弟子百丈怀海更将这些制度规范化，立为丛林僧团清规。

　　马祖提出的“平常心是道”的佛法思想纲领，将印度佛教神秘冥想、山居修道的隐遁性升华到现实生活中。提倡“心无造作、法无断常、事无对错、理无取舍、人无凡圣”的平常心，正切合了佛法“无常、无我、涅槃寂静”的本来。马祖对佛法形式上的大胆的改革，使僧侣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修道者，而是深入社会的道德与精神的榜样。

　　马祖坚决反对脱离生活、脱离现实、脱离民间疾苦的自我了断和消极避世。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这样看是矛盾又必然统一的理论来教化弟子。将佛法生活化，将信众平民化，将修证劳动化，形成了中国佛教最优秀的传统，至今也是中国佛教文化思想的精髓。

　　佛教传入中国的2000多年中，几经磨难，之所以能根深蒂固的融入中国社会、融入民众生活，马祖开创“丛林”是最伟大的贡献。

　　马祖开创“丛林”，使中国佛教僧吕开始了有系统、有保障、有规章、有制度的僧团生活，这是中国整个封建都不能实现的有着社会形态的大型生产、生活、修行的群体组织，对当时社会影响深刻。

　　丛林寺院的形成，大量的僧侣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和物资，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下，围绕寺院开始形成大型的商业贸易市场，所以丛林寺院是中国封建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发展的催化剂，可以说丛林寺院促成了中国最早的市场经济。

　　我们今天从影响中华文明的丝绸路上，从墩煌无与伦比的壁画中，完全能窥视到佛教寺院在市场形成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马祖建立丛林寺院以后，逐步形成了以寺为市的民间贸易形式。今天我们来审视成都的文殊院之所以成为西南禅宗丛林的领头羊，不能不说与环绕文殊院的众多大型市场没有联系：东珠市街、西珠市街、草市街、打铜街、簸箕街、羊市街，几乎文殊院周围全是有规模、很专业的市场。

　　丛林寺院不仅仅对市场的形成产生影响，同时对当时社会民众的文化生活也影响深刻。丛林寺院在中国传统的各种节气，都要举行诸如放生、施粥、超度、祈福、放河灯等众多与文化有关联的大型活动。成都唐代临护城河的大慈寺每年春节都要放河灯、北郊的昭觉寺燃佛灯，这些活动是当时成都影响广泛的庙会之一。庙会期间，很多民间文化艺人也集聚寺院周围卖艺、表演，热闹非凡。

　　可以考证，古代很多城市民众的文化生活都来至庙会。

　　日本哲学、佛学、汉学大师铃木大拙指出：“马祖为唐代最伟大的禅师”。胡适称马祖为“中国最伟大的禅师”。

　　马祖，一个载入大英百科全书的世界佛教伟人，他是中国佛教最伟大的奠基者，他开创了中国佛教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