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袈裟陈长礼摄

铁袈裟图

　　□冰川

　　在灵岩寺东南侧，“转轮藏”仙人岩东侧庙堂遗址的悬崖下，有一块高 2.05米、宽1.94米的巨大铁块，因其外形不规则，有许多凸起的纹络，纵横交织，看上去很像僧人的袈裟，因此被称为“铁袈裟”。这块巨型的铁块凹凸有致，应该是有意雕塑的铁像。那么，它是从何而来，何时所立，缘何而立？它又记载了灵岩寺怎样的一段历史？

　　自地涌出还是天赐衲衣

　　千百年来，曾有无数佛门信徒将之奉为开山始祖定公禅师抑或达摩大师遗留的“天赐衲衣”，也有无数文人墨客伫立于“铁袈裟”前赋诗凭吊，还有不少考古学者实地考察论证，试图揭开这一千古之谜。

　　相传，“铁袈裟”是法定禅师建寺时就地涌出的。清人马大相康熙年间所编《灵岩志》卷一中有“铁袈裟图”，图侧有文曰：“世传定公建寺时，有铁自地涌出，高可五六尺，重可数千斤，天然水田纹，与袈裟无异，故名。

　　定公即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5)灵岩寺的再次开山祖师法定禅师。当时，法定初来灵岩，看到因遭遇北魏太武帝灭佛的寺院一片荒废，决定重新开辟山场，他“先建寺于方山之阴，曰神宝(初名静默寺)，后建寺于方山之阳，曰灵岩”。之后，香火逐渐兴旺。

　　另外还有一传说，“铁袈裟”是达摩遗留的“天赐衲衣”。《灵岩志》卷二有记载，铁袈裟“在寺东北，或云：达摩自西域来，面壁九年，道成而去，弃袈裟于此”。

　　达摩，全称菩提达摩，南天竺人。南朝梁武帝时航海到广州，后驻锡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传衣钵于慧可。达摩在中国始传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后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五代祖师的弘传，形成中国佛教的主流一脉——— 禅宗，后人便尊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

　　乾隆帝试揭神秘面纱

　　这些传说，为“铁袈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由此还引来历代文人高士赋诗凭吊、追思探源。宋代建中靖国元年(1101)，灵岩寺住持仁钦曾将“铁袈裟”列为“灵岩十二景”，并赋诗赞曰：“我佛慈悲铁作衣，谁知方便示禅机。昔年庾岭家风在，直至如今识者稀。”这说明，“铁袈裟”早在宋代就已经是“识者稀”了。明代孙瑜有诗和之：“谁将宝铁铸僧衣，知是禅家寓妙机。千古遗来纹已没，至今人到识应稀。”到了清代，那位喜欢四处巡视、游山玩水、吟诗作赋的乾隆皇帝，曾数次驻跸灵岩，留下诗词120多首，而咏“铁袈裟”的诗竟有8首之多，可见乾隆帝对这块铸铁也很感兴趣。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巡幸灵岩，为灵岩钦定了“八景”：巢鹤岩、甘露亭、卓锡泉、摩顶松、铁袈裟、白云洞、雨花岩、爱山楼，并为八景逐一赋诗，这八景中就有“铁袈裟”，诗曰：“片铁为衣状水田，沧桑几阅镇精坚。谁云五叶一花止，试看伽梨万古传。”之后，乾隆帝又有7次题咏“灵岩八景”，其中的咏“铁袈裟”诗分别为，乾隆二十七年(1762)所题：“铁铸袈裟图久住，谁能著得自元超。蒲牢设拟鲸鱼发，也似钟声披七条。”乾隆三十年(1765)所题：“铸钟弗就袈裟就，孰是幻兮孰是常。或曰石坚如铁耳，难持一切问荣将。”乾隆三十六年(1771)所题：“祖衣作铁底须惊，七字因之为定评。当是铸钟昔未就，袈裟略似故传名。”乾隆四十一年(1776)所题：“割烦恼故服消受，一具犹然此路蹊。项背设非真铁汉，亦谁能著此伽梨。”乾隆四十五年(1780)所题：“铁否石乎半信疑，伽梨路畔是谁遗。朗公设向澄公问，一笑还成两不知。”乾隆四十九年(1784)所题：“铁铸袈裟千百斤，谁能披得七条纹。可看平石擎崖路，不识分疏不用勤。”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届八十的乾隆帝最后一次来灵岩，再题“铁袈裟”：“一领净衣那论斤，法身披祗当丝纹。铸钟想以不成废，置此半途徒费勤。”这些咏“铁袈裟”诗，反映了一代帝王对“铁袈裟”的思索和探究，他认为“铁袈裟”是因为铸钟不成而留下的一堆废铁。

　　考古学者的多解

　　有关“铁袈裟”的诗文传说虽有不少，但大都是抒怀之作，正如明人孙瑜所说，“至今人到识应稀”，都没有真正识得“铁袈裟”的来历。那么，这件千百年来被人说得玄之又玄的铁块到底是何物，它又出现在什么年代呢？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也没有人讲得清楚。这一谜团也引起考古学者的关注。

　　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顾炎武在《山东考古录》“考铁”一文中说，济南地区自古就产铁，府学文庙的铁牛、灵岩寺的铁袈裟，应该是汉代铁官冶铁时的遗留物。

　　清代另一位著名金石考古学家黄易，广泛搜集、研究山东金石古迹，他除了写访碑日记将调查的全过程如实记录外，还绘有《山左访碑图》，以图像形式记录其野外调查所获，在《铁袈裟》一图中，山岩下画有一小亭(现已不存)，亭下焦墨数点，即为“铁袈裟”。画中题云：“魏正光时，僧法定住灵岩。达摩殿后有铁物自地涌出，六尺许，如袈裟披摺之状。有分书‘铁袈裟’三字，疑金元人笔。后移置崖下，建亭焉。或云铸钟不成。”

　　黄易的说法与《灵岩志》卷二的记载大致相同，此外也提到“铸钟不成”一说。但马大相所编《灵岩志》卷六的“辨疑”中否定了“铁袈裟”自地涌出的说法，而推测为人工发掘所得：“有云法定禅师创寺时自地涌出，想彼时兴工于此，地中所得，犹郡庠之铁牛山也。”

　　另外，还有研究者称“是铸铁佛像时留下的残体”，但铸铁佛像是在什么年代，仍然没有定论。

　　近年来，有考古专家考证后认为，“铁袈裟”上那些被认为充满玄妙禅机的“天然水田纹”，其实是人工的痕迹——— 合范铸造的披缝，从而认定这是一块人工铸铁；而所谓的“铁袈裟”，实际上是一尊形体巨大的力士造像的下半身。其左腿直立，右腿侧伸，腰束带，下着战裙，腰部以上和膝下皆已残，右腿裙下尚残留膝部。

　　据专家称，力士造像在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是护持佛法的神明。“铁袈裟”与龙门石窟唐代力士像相比较，其姿势和衣纹都比较接近。这类形象的力士，在山东青州、博兴、长清、历城、兖州、阳谷等地的盛唐小石塔的龛门外就有发现。而历城神通寺唐代龙虎塔龛门外侧力士像的造型风格也与之十分相近。因此，“铁袈裟”应是一尊唐代铁力士像的一部分。这一残缺不全的“铁袈裟”残高2.05米，该像如果完整，推测其高度可达6～7米。

　　这种论断的依据是唐天宝元年(742)李邕撰并书的《灵岩寺碑颂并序》中的一段文字记载：“高宗临御之后，克永光堂，大悲之修，舍利之□，报身之造，禅祖之崇，山上灯□□切宇内，舍那之构，六身铁像，次者三躯大□金刚□增□。远而望也，云霞炳焕于丹霄；即而察之，日月照明□□道。此皆帝王之力，舍以国财，二□象之……”所谓高宗临御，指唐高宗李治登皇帝位之后，于麟德二年(665)与皇后武则天封禅泰山并驻跸灵岩一事。这段碑文明确记载当时由帝王舍资兴建的一系列建筑与造像，最值得注意的是，以报身舍那佛为中心的一组造像中，有“六身铁像”。由“远而望也，云霞炳焕于丹霄”一句，可知这些造像十分高大。那么这块被认为充满玄妙禅机的“铁袈裟”，很有可能就是当时唐高宗和武后舍资在灵岩寺所铸造的这些高大“六身铁像”的一块残体。

　　如果这种推断成立，那么，“铁袈裟”的千古之谜便得以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