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艺术

　　道坚

　　佛教传入中国后,艺术成为佛教通俗弘法的重要方式。宣扬佛法通过艺术上的形象思维,以佛、菩萨等的艺术形象,采取艺术夸张的手法,融佛法与艺术为一体,以期达到净化世道人心的完美效果。中国的佛教建筑及造像艺术等逐渐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民族文化与印度文化、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合,推进了中国艺术的发展。此时佛教的作用非常巨大。北方佛教重修持,立寺建塔,造像刻碑,蔚然成风。南方佛教重义理,诗歌、绘画、书法及佛寺建筑艺术盛极一时,与北方的石窟艺术等交相辉映。唐代是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的黄金时代,佛教建筑、雕像、绘画艺术,灿烂辉煌,登峰造极。到了元代藏传佛教的造像艺术传入内地,丰富了佛教艺术的宝库。

　　佛教建筑艺术——佛殿、佛塔和经幢

　　中国佛教建筑艺术集中体现在佛寺建筑上,中国佛寺建筑早期以佛塔为主,至隋唐时代渐以佛殿为中心了。这样佛教建筑主要分为佛殿建筑和佛塔建筑及经幢等。佛寺建筑以木构为主,很讲究艺术效果,以显得清静庄严。寺院大殿的屋顶有出挑的柱头斗拱,斗拱是由斗形木块和弓形肘木纵横交错层叠构成,逐层向外挑出来形成上大下小的托底。斗拱不仅可使屋檐出挑较大,而且兼有装饰效果。屋顶有鸱尾为饰,形式多种多样。柱础有莲瓣,精美异常。顶棚上有藻井,形态各异,上有花纹、雕刻和彩画。殿前有台阶,两侧有回廊、石栏杆、柱子,雕饰精美。整个殿宇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品。佛教木构殿堂与固有传统艺术相结合,形成了新的风格,在建筑史上放出了异彩。

　　佛塔即是建筑艺术,又是雕塑艺术,是集两种艺术于一体的佛教建筑物。我国佛塔建筑分布很广,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之中的一朵奇葩。佛塔起源于印度,原指坟冢,因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就是安放在塔里,从此成为佛教徒的崇拜对象。佛教初传,也带来了印度佛塔的形象。我国秦汉时代建筑有高楼台榭,佛塔移植过来,与这种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楼阁型塔的新形式。如东汉中叶在徐州建造的佛塔“下为重楼阁道”,顶上“垂铜槃九重”。(《三国志·吴书·刘繇传》)这种重楼是多层木结构的高楼,铜槃也称金盘,也称相轮,是佛塔顶部的装饰,造型非常精美。上为印度特色的圆形塔顶,下为中国固有的楼阁。这种佛塔成为南北朝木塔的基本式样。唐代佛塔则多为八角形平面,并改木结构为砖砌。元明清时代,塔的形状更发展为十二边形、圆形、十字形以及内圆外方、外圆内方等多种,材料则发展到石、土、铜、铁、琉璃等多种,从而显得更加多姿多彩。

　　经幢是一种带有宣传性和纪念性的艺术建筑。印度幢的形式是在纪念佛陀的建筑物的玉垣(周垣)上刻各种浮雕,也有的是在塔前方左右各树一石,宛如中国长方形的碑,石面上刻*轮、飞天,轮下刻人物和动物的浮雕。我国唐至辽宋时代,建幢之风盛行,有为建立功德而镌刻的陀罗尼经幢,也有为纪念高僧而建造的墓幢。我国的经幢多系石雕也有少数铁铸的,高度不等,形状有圆柱形或六角、八角形,多为八角形。一般由基座、幢身和幢顶三部分组成,幢身刻陀罗尼经文,基座和幢顶则雕饰花卉、云纹等图案以及菩萨、佛像,十分华丽。著名的如唐代末叶造成的山西五台山佛光寺经幢,朴素庄严,是中国艺术之精品。河北赵县城内的赵州陀罗尼经幢,系北宋时建造,全部用石料叠砌而成,高约18米,是我国现在石经幢中最高的一座。幢下为方形石基,台基上是八角形束腰式须弥座,经幢一至三层刻有陀罗尼经,其余各层满布佛教人物、动物、花卉等图案。幢顶以铜质火炎宝珠为刹,轮廓庄严清秀,展现了宋代造型艺术的高度成就。

　　佛教雕塑

　　佛教雕塑是指寺院和石窟中雕刻、塑造的尊像,以及各种金、石、玉、木、陶、瓷等雕刻的器皿或艺术品,其中以栩栩如生的木雕泥塑尊像为典型。佛教雕塑是佛教艺术的集中体现,主要保存在历代所开凿的佛教洞窟之中,石像不易朽烂,大像不易被破坏,石窟可以久存不坏,由此也称石子窟艺术。

　　在佛教传入以前,中国就有很高水平的雕塑艺术。如近年在辽西出土的文物中,有五千年前的彩塑女神头像,造型优美生动,其眼珠是用绿色磨圆玉片镶嵌而成,显得双目炯炯,神采飞扬。此外还有玉雕猪龙、玉雕鹄鸟等。到了西汉时代,中国有了大型雕刻,如陕西兴平茂陵西南的霍去病墓前的卧马、跃马、伏虎、卧牛等石刻,风格简朴雄健,浑厚有力,形象生动,富有艺术感。佛教传入中国后,给中国雕塑艺术以强大的刺激,并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雕塑艺术的宝库。

　　中国佛教雕塑约始于东晋时代,如戴逵父子就是著名的雕塑家,相传戴逵曾为会稽山阴灵宝寺作木雕无量寿佛和胁侍菩萨,经过反复修改,三年才完工,造型极为精美,受到时人的赞誉。中国佛教石窟的开凿始于苻秦建元二年(366),沙门乐僔在甘肃敦煌凿一石窟造佛像。后来敦煌莫高窟又发展出一种泥塑艺术。泥塑因涂有色彩,也称彩塑。敦煌莫高窟的彩塑,系以泥和夹紵作成造像,再加色彩,为中国雕塑艺术中的古老工艺,并影响了后世佛教造像艺术。

　　早期佛教造像以印度佛教为蓝本,如大同云冈的石佛洞,西部昙曜止沿佛像宏大,高达数丈,庄严巍峨,其造像风格与印度犍陀罗艺术和笈多艺术相近似。至于西部小洞多系北魏晚期雕造,飞天削肩瘦长,衣带飘逸,与中部飞天的形象全然不同,体现了中国化的风格。随着北魏从大同迁都到洛阳,龙门石窟也相继在洛阳开凿,至唐高宗、武后而达到顶点。龙门石窟造像躯干颀长,肌肤丰润,比例匀称,形貌典丽,垂眸微笑,温雅敦厚,富于人情味。奉先寺的大佛就是其中最典型的造像,达到了盛唐佛教雕刻艺术的顶点。龙门石窟造像与早期云冈石窟造像相比,更显示出中国传统的优秀民族作风和民族风格。

　　佛教雕塑对中国传统雕塑艺术的影响是,在内容上由以表现人和动物为主题,变为着重表现佛、菩萨的宗教信仰崇拜;在技巧上由简明朴直发展到了精巧圆熟;在风格上由雄伟、挺秀转为庄严、富丽。佛教雕塑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雕塑艺术的前进。

　　佛教绘画

　　佛教绘画是佛教引发信仰热忱、扩大宣传影响的一种重要工具。佛画可以形象地传播佛教教义,也可以供佛教信徒礼拜供奉,还可以备寺院殿堂庄严之用。大乘佛教经典特别强调绘画佛像的功德,所以佛教学者往往以佛画为宣扬佛道的第一方便。在佛教画像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绘画艺术已有独立的发展,如汉代绘画就已形成朴直古劲的风格。佛教绘画艺术传入中国后,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画家吸取佛教绘画的技术,推进了绘画艺术的发展。至隋唐时,南北统一,画家们进一步融合了民族传统,使佛教绘画艺术创作达到顶峰。宋以后随着佛教由盛转衰,佛教绘画艺术也渐趋衰落了。

　　据说汉明帝曾令人画佛,“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魏书·释老志》)这大概就是中国画家自作佛教画像的滥觞。汉代擅长作佛画的艺术家不多,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善画佛像的画家相继出现。六朝时代,佛画更是绘画的中心,凡能绘画的艺术家几乎都能画佛像。最早的有东吴画家曹不兴,他根据高僧唐僧会带来的印度佛像画本为模本,画出身体匀称的佛像。西晋时著名画家有张墨和卫协。卫协曾综合防治七佛画,据说人物不敢点睛,时有画圣之称。汉代绘画,比较简略,卫协绘画渐趋细密,他的艺术手法曾左右了一时的画风。东晋时大画家顾恺之,也是擅长佛画的高手,他画像时重点目睛,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提出“以形写神论”。南朝宋陆探微,学顾恺之画法,笔迹周密,笔势连绵不断。南朝梁代张僧繇,擅长佛画,继承中印度壁画的风格,用浅深渲染的手法,分出明暗的阴影,富于变化,笔墨简练,自成样式,有“张家样”之称。北齐曹仲达,来自中亚,他绘佛画的衣服紧窄,多为印度笈多艺术式样,具有特殊风格,创立了“曹家样”。

　　唐代佛画,特别的壁画的发展,可谓空前绝后,盛极一时。如名家吴道子,集诸画家之大成,为古代佛画第一人,有“画圣”之称。他曾在长安、洛阳寺观作佛道壁画三百余间,绘画笑谈磊落,洗炼劲爽,势状雄峻,生动而有立体感。因用状如兰叶的笔法来表现衣褶,有飘举之势,人称“吴带当风”。又因用焦墨勾线,略加淡彩设色,也称“吴装”。后世把他的张僧繇的画法并称“疏体”,以区别于顾恺之和陆探微劲紧连绵的“密体”。吴道子的画风,对后来人物画的影响很大。唐代中叶以来,佛教禅宗盛行,禅宗直指人心,提倡顿悟,轻视形式,不重佛像,佛画渐趋衰微。禅宗的超然襟怀,任运旷达的人生哲学,又最易和自然自在、萧疏清旷的山水融为一体。唐代大诗人、大画家王维,耽于禅悦,性喜山水。他的浓淡黑色的山水画,富有诗意,后人称之为“画中有诗”。他改变了中国以往传统山水画的风格,开创了超然洒脱、高远淡迫的画风,对后来的中国画的发展影响很深。唐代佛画内容比过去更为丰富,色彩也比较绚烂,表现的境界也更为宽阔,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后,佛画更多的融合了中国传统的技法,逐渐不同于印度风格,而且画家的兴趣也不在佛画方面,而转向山水花鸟,这样也就逐渐与佛教内容相脱离,逐渐变为追求美的纯艺术了。

　　综观中国佛教绘画,大体上可以分为像和图两大类。像主要是佛像、菩萨像、明王像、罗汉像、鬼神像和高僧像等。图有绘画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化事迹的佛传图,绘画释迦牟尼佛在过去为菩萨时教化众生的本生图,描绘某一佛经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的经变图,以及描绘佛教故事图和水陆法会殿堂上使用的水陆图等。这些艺术品大多结合佛教慈悲度世的理念,宣扬佛教伦理道德和宗教学说。

　　佛教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是显著的。它不仅在形象上创造了许多典范的作品,新创别开生面的形式,而且丰富了中国绘画的题材。这些题材的内容无疑是宗教性的,表现了积极进取的度世情怀,这就是艺术家们以丰富的想象力,通过佛画表现了生活中的欢乐与苦难、情感与希望,表现了人们的坚强、镇定、忍耐、牺牲等宝贵的品格。

　　佛教音乐

　　音乐通过艺术的形象表达人们的思想与感情,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中国古代十分重视音乐的素养,如《孝经》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记》和荀子的《乐论》都强调音乐的怡情悦性,陶冶心灵,教化人民,改善民心的作用。佛教传入中国前,中国就广泛流行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弘扬佛法,丰富人民对文化生活、艺术欣赏的要求,也十分重视音乐的方便性。中国佛教音乐家们经过长期的摸索和实践,逐渐地熔历史悠久的宫廷音乐、民间音乐、宗教音乐于一炉,形成了以“远、虚、淡、静”为特色的佛教音乐,并成为中华民族音乐的一部分。

　　印度佛教音乐起源于记述《梨俱吠陀》歌咏方法的《娑摩吠陀》,并依此而奠定声明和梵呗的基础。佛教继承梵呗的歌咏方法而创制伽陀的唱颂方式,释尊弟子跋提比丘、优婆利尊者、目连、阿难、难陀、婆耆舍等进一步发扬光大。据《付法藏传》卷五载,马鸣菩萨“于华氏城游行教化,欲度彼城诸众生,故作妙伎乐,名赖吒和罗,其音清雅哀婉调和”。赖吒和罗是歌颂释尊一代事迹的佛曲。据传后来的龙树菩萨开启南天铁塔,受金刚萨埵的灌顶,诵持秘密最上曼荼罗时,也作带有密教性质《金刚歌咏》等佛教音乐。佛教传入中国后,因音韵等关系,梵文翻译后就难以用梵呗来歌诵了。至三国时代,康居国高僧来到四川,传来伊朗式的佛教歌唱法。直至魏武帝第四子陈思王曹植,对梵曲饶有兴趣,传说曾于山东省东阿县鱼山,采用中国五音阶法结合印度梵呗七音阶歌唱法,创制鱼山梵呗而得到广为传扬,中国至此正式兴起佛教音乐。

　　至南朝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曾“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南齐书》卷四十《竟陵文宣王子良传》)所谓经呗新声,就是佛教音乐。梁武帝萧衍是虔诚的佛教徒,也是佛教音乐家,他曾制作《善哉》、《神王》、《灭过恶》、《断苦轮》等十余篇佛教歌曲,并以童声演唱。北朝也流行佛教音乐,如北魏佛教兴盛,佛寺众多,“梵唱屠音,连檐接响”。(《魏书·释老志》)屠音就是“浮屠之音”,即佛教音乐。说明北朝佛寺常常演奏佛教音乐。隋代流行“法曲”,即由佛教法会音乐“法乐”发展而成,是西域民族音乐和汉族的清商乐相结合的产物。隋代宫廷还设置“七部乐”和“九部乐”。七部乐名是国伎、清商、高丽、天竺、安国、龟兹、文康等乐。后改清商为清乐,又增加疏勒、康国两部,成为九部乐。九部乐中有少数民族乐舞,也有外来乐舞。天竺乐有舞曲《天曲》就是一首佛曲。这表明佛曲在社会上非常流行,并为宫廷燕(宴)乐所采用。九部乐传至唐代,增加高昌乐成为十部乐。唐代还继承隋代的法曲,搀杂道曲而发展至极盛。据说唐玄宗酷爱法曲,曾命梨园弟子学习,广为演唱。唐代佛教音乐空前发展,一些高僧创作了不少的佛教名曲。如唐贞元年间净土宗高僧少康,“所述偈赞,皆附会郑卫之声,变体而作。非哀非乐,不怨不怒,得处中曲韵。譬犹善医,以饬蜜涂逆口之药,诱婴儿之入口耳”。(《宋高僧传》卷二五《少康传》)这表明中国佛教音乐主要取材于民间而获得发展。来自中印度的高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来我国朝觐,印度式的梵呗正式流行中国。

　　北宋时期,搜集整理和传播民间音乐的工作,从官府艺人转到民间艺人手里。民间艺人在“瓦子”或“瓦肆”里演出。从此佛教寺院里的戏场也就逐渐转移到瓦子里了。但是有的大寺院还有戏台,也举办庙会,仍有音乐活动。元代盛行南北曲,为此后佛教的歌赞所采用。明永乐十五年至十八年(1417-1420),僧人编成《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五十卷,就采用了中国内地的古典乐曲和流行乐曲三百多首。在明王朝的倡导下,京城一些寺院都有管乐,如智化寺的管乐以师徒相授的方式得以保存至今。

　　佛教音乐还以俗讲、演唱变文、诵经等灵活的形式,给人以艺术的享受。寺院通过节日活动、庙会、戏场演戏,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开展佛教音乐,活跃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使古代广大人民群众获得了艺术欣赏和艺术活动的机会。佛教寺院也是民间音乐的保存者,对保存和发展民间音乐起了有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