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公元前6世纪，印度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尖锐化起来。作为刹帝利和吠舍上层反对婆罗门的新宗教(早期佛教)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在当时，佛教反对婆罗门的主张是完全适合奴隶主阶级需要的。广大劳动群众并没接受向他们说教放弃一切自己欲求和希望的佛教。公社成员的吠舍和首陀罗仍然信仰旧教。随着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公元前后，奴隶占有制开始走向衰落。为了适应新的阶级斗争形势，婆罗门奴隶主集团和刹帝利军政奴隶主集团互相勾结起来。这种变化反映在宗教上便是佛教日益接受婆罗门教的影响。在这种形势下，公元前后遂形成一个新的教派—大乘佛教。

贵霜帝国接触佛教很早，迎腻色迎统治时期曾以印度为中心，利用佛教作为统治帝国的精神工具，大力提倡佛教。因此，从边腻色迎时期起，佛教势力开始强盛。据说在他的支持下，在克什米尔召开了佛教的第四次“结集”，重新审订佛经、教义和教规，弥合各新派的分歧.但是毫无结果。大乘佛教即兴于此时。大乘佛教兴起以后，贬抑早期佛教为“小乘”。从此佛教才有大小乘之分。迎腻色边崇信大乘佛教。在他支持下，大乘佛教发展起来。大乘佛教接受外道思想，发展了释迩牟尼的学说;小乘仍保持释边牟尼原来的遗教。小乘主张众生自度，即通过自己修行而入“涅鬃”，但不能人人成佛。大乘主张兼度，即不仅只求自身解脱，还要经过传道帮助别人解脱，即普度众生，大乘佛教认为只要信仰修行，人人都能成佛。

大乘这种说教既符合统治阶级生前骄奢淫逸死后仍能成佛的幻想，又便于把对现实生活绝望的广大劳动群众引上信佛修行的道路。迎腻色边还命令在印度和中亚细亚各城市建造许多寺院，修筑许多牢堵坡，并且鼓励佛教僧侣的传教活动。山于同印度的贸易往来和边腻色迎的庇护，促进了佛教在中亚细亚的传播。从此，大乘佛教在印度和中亚细亚居于优势地位，传播极为广泛。小乘佛教则流行于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各国。

贵霜帝国的建立，打通了南亚和中.亚之间的屏障，为东西方的交通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时佛教僧侣开始东来我国传教。据说在公元前2世纪末，张赛通西域时，我国己经开始接触佛教。据我国史书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大月氏王的使臣伊存曾来长安口授佛经。①东汉以来，大月氏、安息、康居和印度等国的僧侣先后东来我国传布佛教。东汉明帝曾派蔡惜去天竺(印度)求佛经佛像，用白马运回，并在洛阳修建白马寺作为供奉之地。魏晋以来，中国僧侣赴西天取经者日益增多。至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盛行，北朝尤盛。北朝留下许多著名的佛教遗迹，如大同的云岗石窟和洛阳的尤门石窟，至今仍为世界闻名的佛教雕刻艺术的宝库。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又由中国传布到朝鲜，以后又通过朝鲜传布到日本，并在朝鲜和日本也颇盛行。

贵霜帝国是疆域辽阔，内部缺少联系的多民族国家，统治并不巩固。边腻色迎死后，贵霜帝国开始衰落。在胡维什伽统治时期(约公元106一138年)，曾在摩头罗(在恒河上游)建立一座辉煌的寺院。胡维什伽也是一个佛教的保护者，但他对其他宗教采取宽容态度。在国王婆苏提婆统治时期(约公元145一176年)，贵霜帝国版图日渐缩小，国势已经明显削弱。

到公元3世纪时，它仅保有大夏、喀布尔河流域和印度西北部，并且很快地分裂为许多小王国。当时，西亚的萨珊波斯兴起，开始向中亚细亚、阿富汗和西北印度扩张，贵霜国势更加衰弱。到公元4世纪，印度的发多帝国兴起后，再次统一北印度。西北印度贵霜诸王公的残佘势力，遂处于发多帝国的控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