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世达赖喇嘛
发布时间：2024-10-18 04:05:02作者：佛缘网引 言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丹增嘉措，1935年7月出生于青海湟中县祁家川(今青海省平安县红崖村)，乳名拉木登珠。1938年拉木登珠被原西藏地方政府遴选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唯一转世灵童，后报请国民政府特准免予“金瓶掣签”，在中央政府特派大员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的主持下，1940年在拉萨举行坐床典礼，继位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1950年11月17日开始亲政，年仅16岁即成为藏传佛教的领袖之一。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字。10月24日，达赖喇嘛致电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公开表示拥护并执行协议。1954年秋，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的人民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达赖喇嘛任主任委员。此时的达赖喇嘛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充分信任和人民的爱戴。但是他却并未珍惜政府给他的荣誉和人民对他的感情。
1956年11月下旬，达赖应邀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2500周年佛教法会，尔后在印滞留近三个月，处于分裂主义势力的包围之下。由此，他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受分裂主义分子的摆布。
1957年以后，达赖喇嘛与西藏上层分裂势力互相呼应，支持由局部逐渐扩展至全面的武装叛乱，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1959年3月17日，达赖喇嘛出逃印度。
达赖喇嘛流亡海外后的30多年来，依靠西方反华势力，利用“宗教领袖”的外衣，四处奔走游说，散布种种谎言，欺骗国际舆论。其些西方人士出于某种需要，把他奉为神明，戴上“和平使者”、“人权卫士”桂冠。但正是这位昔日的藏传佛教宗教领袖丢弃历辈达赖喇嘛爱国的传统，践踏宗教教义，愚弄善男信女们的宗教感情，在外组织非法流亡政府，鼓吹“西藏独立”，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破坏藏传佛教内部的团结和戒律，在背离祖国和西藏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本书以大量事实，展示了达赖喇嘛所走过的路，也揭露了他近些年祸国、乱教、害民之所为。
是利教，还是乱教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丹增嘉措作为藏传佛教的大活佛，又受过比丘大戒，理应弘扬佛法，维护藏传佛教的正常秩序。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请看近几年他的几项主要宗教活动。1.支持日本奥姆真理教
1995年3月20日，日本奥姆真理教在日本东京地铁施放毒气，残害无辜群众的恐怖事件一度成为世界各种传媒争相报道的热点。10月26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公开审判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麻原彰晃，从而使他和该教的百余名骨干分子受到法律制裁，奥姆真理教被取缔。
就在身受其害的东京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愤怒谴责这一事件时，一贯标榜自己是“释迦牟尼比丘”、“人权卫士”的达赖喇嘛 丹增嘉措，竟然对日本共同社说：他仍认为奥姆真理教是宣传佛教教义的，麻原彰晃是“朋友”。世人闻之无不感到震惊，这究竟是为什么？
答案只能从事实中寻求：
事实之一，自1987年起，达赖喇嘛和麻原先后有五次会晤，麻原受达赖喇嘛指使两次潜入西藏“传教”。
事实之二，麻原自称他的教义是在原始佛教及藏传佛教的密教体系上融入了瑜伽系统，可以把从人到佛的时间由二、三千年缩短到十年，而且人们不必苦行，只需皈依三宝、守持四戒、背念佛经、接受非凡指引、进行冥想（观修），就可快乐地获得长寿以至成佛。这种特殊方法唯他独有，“是达赖亲自把他指引入佛教大乘传统”。
事实之三，1989年5月起，达赖喇嘛给麻原出具证明书和推荐信，称麻原是“很有能力的宗教导师”，奥姆教是“传播大乘佛教”、“促进公共好善的”，呈请东京有关当局“应当允许奥姆教派免交税收”。从而使麻原迅速积累起大量资金，从事毒气的研制和生产。
事实之四，达赖喇嘛于1989年5月26日致书感谢“奥姆教团为我们佛教流亡集体，特别是不久前刚从西藏来的僧侣学生提供了慷慨的捐款”。
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达赖喇嘛和麻原之间，短短几年，就牢固建立了宗教上的师徒关系，经济上的互惠互利关系，“事业”上的协作支持关系。德国《焦点》周刊说“没有达赖喇嘛的支持，麻原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他的教派帝国。他从一个江湖医生和小小的刑事骗子，在短短的几年内火箭式地上升为日本一个教派领袖也不会如此顺利，这是可以肯定的。”换一种说法，正是达赖喇嘛的鼎力“支持”，使麻原彰晃从一个小小的骗子，上升为“宗教导师”，积累了放毒资金，从而变成恐怖集团的头子。
达赖喇嘛 丹增嘉措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佛教把皈依既视为进入佛门的仪式，更要求从思想上要全心全意地信仰和依赖三宝，藏传佛教密宗要求更严。密宗上师应俱备五条标准（自、语、意三业清静，对众生有大悲愿，佛法修悟上有大成就）；皈依对弟子在意识上有四条要求（知改德、知差别、自誓、无余师）和修行上的四条要求（近善士、闻正法、如理思、随法行）。而且要求上师和弟子要互相考察，慎重选择。应依据弟子的根机传法，“对小机不能说大法”。佛教还要求严格遵守戒律，主张“以戒为师，无戒无法”。
这些规定对于达赖喇嘛这样的大活佛来说应比谁都更清楚。那么，他为什么在接受麻原皈依时不严格考察呢？在传授密法时不严格抉择呢？又为什么偏要给这样的人授以“佛教导师”的桂冠并出具保证书呢？麻原在其新著《最高指引》中一语道破天机：是达赖喇嘛“委托”麻原“在日本进行佛教改革”。
日本佛教源远流长，显宗密宗俱全，又有那么多颇俱高深造诣的长老、法师，而达赖却偏又委托麻原这个刑事罪犯去进行所谓的“改革”，这既是对日本佛教界的轻慢，也暴露了达赖喇嘛思想深处的险恶图谋。
达赖喇嘛不甘心中韩日三国佛教团体之间“黄金纽带”的恢复和交往日深的时代潮流，出于“把西藏问题国际化”的需要，笼络麻原破格封授，妄图在日本建立一支为他效命的别动队。只因他们恶业深重，招致现报，落得个麻原“夭折”，达赖丢丑的可悲下场。2.利用大法会从事“西藏独立”的政治活动
时轮灌顶，是藏传佛教密宗无上瑜伽部中极为庄严的高深法门，在理论和修持方法上，具有很多与众不同的特点，仪轨严谨。藏传佛教认为，它蕴涵宇宙和生命在时间中的生灭规律，展示天道、人道和佛道之间的神秘联系。认为通过相应的修持方法，可以改变生死规律，净化超脱，成就时轮佛位。时轮法的传承源远流长，宗喀巴大师对其高度称赞，列为格鲁教派一大法门，亲自传给克珠杰（第一世班禅大师）。克珠杰精于此法，著有200多万字的考证注释，成为格鲁教派的时轮主传人，被誉为“时轮主化身”。
时轮灌顶属于大型灌顶法会，其形式和内容均须严格遵循仪轨，不得随意删改。要求灌顶上师应具备较高佛教造诣，灌顶之前还必须闭关静修时轮本尊1至6个月。每次时轮法会约需时半月左右。
1980年以来，达赖喇嘛 丹增嘉措频频向境内外信众举行时轮灌顶大法会；特别是1996年竟达一年4次的程度！
人们不禁要问：达赖喇嘛真的是在孜孜不倦地弘扬佛法吗？
首先，我们姑且不提时轮法的时间概念“天地时间，以年为时，四季交替，万物生灭，周而复始，流转不息”。单从闭关和法会所需天数计，像达赖喇嘛这样时常周游列国，拜见政要名流，讲演游说，寻求同情的“政治大忙人”，能有时间安下心来，按仪轨进行观修吗？显然不可能。他的用意何在？仅从他1985年在时轮灌顶大法会上讲话的内容就可以清楚地了解。
在这次讲话中，达赖喇嘛吹嘘旧西藏人们如何安居乐业，掩盖人民在封建农奴制度下的苦难生活，同时诬蔑现在“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几乎灭绝”，说什么：“一切的祸根来自汉人”，“现在不能对汉人抱什么希望”，并公然鼓吹分裂：“总之，西藏绝不属于中国”，“现在我们在雪域国的旗帜下，出现了整个藏族团结一致的大好形势，我们要珍惜它”，“我们的民族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为我们的事业不怕牺牲，追求真理，这才是最可贵的”，“大家放心大胆地鼓起勇气来为实现我们的大业而奋斗”！
请看，达赖喇嘛是在弘扬佛法呢，还是在利用宗教活动鼓吹“西藏独立”，煽动民族仇恨？！正是通过灌顶活动，他主动撕下了“非暴力”和“人权卫士”的面纱，在宗教领袖主张慈悲平等普渡众生的外衣下，从事离经叛教、祸国祸民的活动。3.禁止信奉护法神，迫害信众
藏传佛教信奉杰钦修丹护法神。据藏文资料记载，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住世弘法的晚年，一次与首席八大弟子相聚于拉萨色拉寺大师寝宫“曲当”，商讨弘法事宜。大师提出，为使格鲁派妙法常传不替，须有一更威严的护法使者。顿怎 扎巴坚赞站起说：“如尊师恩准，我愿担此责任，严惩危害吾派之人。”
顿怎转世化身为班钦 索朗扎巴。他显密融通，造诣高深，曾任哲蚌寺、色拉寺法台、甘丹寺总法台与三世达赖之师，因位高权重，引起猜忌，而被害死。遂不再转世，而被设像供奉为杰钦修丹护法神。对这位护法神，历世达赖、班禅多表尊崇和供奉。五世达赖专著“陈郭”经，对之大加颂赞，后逐渐在黄教寺庙和民间信徒中普及。
十四世达赖喇嘛 丹增嘉措原也供奉杰钦修丹。但到70年代，突然反目，下令禁止供奉，并因而与经师关系紧张；因听从者甚少，当时只得不了了之。1994年，达赖重提此事，用多种形式大加讨伐，说这位护法神“对西藏的根本大业不利，对达赖喇嘛的身寿不利”，更莫名其妙地给护法神扣上“亲汉”的罪名。1996年3月，达赖进一步在两次讲经会上，公然向与会群众发布禁令，要求寺庙、活佛和僧俗群众必须做出抉择，否则将视为“对西藏共同事业的背叛”，是“希望达赖喇嘛不得好死”，甚至扬言，不听从者要留下名字，他要亲自登门问罪；而且大声呵斥，要不放弃信仰护法神的人立即退出经场。接着流亡组织及下层机构纷纷发表决议和声明，利用现代媒体大造舆论；更派出打手，闯入寺庙佛营、居民住宅，砸毁护法神神像、殴打信众、强行实施。对仍不遵从者，僧尼逐出寺庙，官员开除公职，学生停止补助，群众清出社团。
境外许多寺庙、活佛及藏胞，因直接受害而反响强烈，不少人将这位护法神像隐藏转移，消极抵抗；不少人拒绝在放弃信仰的保证书上签名；不少人利用现代传媒进行揭露、控拆；还有人致函联合国有关机构或居住国领导，呼吁制止达赖的宗教迫害和侵犯人权行径；也有人向居住地法院提出申诉，要求依法进行追究和给予赔偿；更有串联结社，集体抗议，游行示威的。
消息传到国内,信奉这一护法神的活佛高僧、寺庙佛堂和僧俗群众，更是一片哗然。有的公开说“达赖诬蔑共产党没有信仰自由，我看这顶帽子戴到他的头上才合适”；有的双手合十说，达赖喇嘛这样做完全是对神圣的宗喀巴大师和第五世达赖喇嘛的背叛，罪过啊罪过！就连原系达赖 丹增嘉措弟子的著名活佛高僧中间，也有向笔者展示他们供奉在佛龛中的这尊护法神像的；也有神情凝重地说：“单就宗教信仰而论，我的心已经凉啦！对达赖喇嘛再不抱什么希望了”。
《世界人权宣言》指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的自由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限。达赖喇嘛在护法神事件上的所作所为，完全暴露了他大农奴主的本来面目。4.违犯班禅转世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
藏传佛教大活佛的转世，有固定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
达赖集团则提出，“达赖和班禅的名号不是清朝册封的”，理由一是达赖名号是俺达汗赠送的；二是封号中的单词，其他活佛也在用。
达赖喇嘛封号中的“西天大善自在佛”，“金刚持”、“达赖”、“喇嘛”，确实其他活佛也在使用，而且在中国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这种现象也不罕见；但单词和完整的封号是两码事，单词谁都可以用，没有固定的属性；而完整的封号是有固定属性的，不能乱用。
1578年，俺达汗给第三世达赖的赠号和1653年清朝顺治帝给第五世达赖的封号，有根本区别，不能相提并论：
第一，含义不同。俺达汗赠号的含义，只说明第三世达赖在佛教修持上的成就；顺治的封号，不仅说明第五世达赖佛教的成就，更给了达赖佛号和“所领天下释教”的权利，这种授给权只有皇帝才有。
第二，两世达赖的地位不同。第三世达赖当时只是拉萨哲蚌寺第十二任法台和色拉寺第十三任法台，第五世达赖当时是格鲁派以至藏传佛教的领袖。
其三，更大的区别，在于封赠者地位和权力的不同。俺达汗是青海地方的部族首领，无权处理西藏事务，只能赠给名号；而顺治帝则是统管全国的国家元首，西藏是其管辖的一部分，具有册授封号的权力；达赖喇嘛正是经过清朝顺治帝的册封，才使他的封号、地位和权利得到确定，并能承袭下来。
这是稍有西藏历史常识的人都能懂得的道理。如果把俺达汗的赠号和顺治帝的封号对立起来，而且只承认前者不承认后者，那么，达赖喇嘛在佛教中的地位又是如何取得的呢？
达赖喇嘛等人说，“接受金瓶掣签制度，是为了不遭受当时的外来侵略”。
实际情况是，廓尔喀对西藏地方的两次入侵，发生于1788年7月和1791年7月。清廷所派福康安大军反击胜利，接受投降，是1792年8月，而掣定大活佛转世灵童用的金瓶，是1792年12月送到拉萨的，廓尔喀投降和签订永不侵犯条约已有4个月之久，怎么能说“是为了不遭受当时的外来侵略”才接受这一制度呢？事实上，正因为金瓶掣签制度既符合佛教教义，又对整治当时西藏政治、宗教上存在的时弊十分有利，所以，金瓶送抵拉萨时，第八世达赖喇嘛早早下山迎候，并表示“特颁金本巴瓶……护卫佛门，实已无微不至，我实感戴难名。嗣后唯有钦遵圣训，指议呼毕勒罕（转世灵童）时虔诚诵经，于大众前秉公拈定……阖藏僧俗顶戴天恩，无不感激”。第七世班禅也说：“送金本巴瓶来藏，全为保护黄教……实在感激天恩……。”作为第八世达赖传人的第十四世达赖，却一反祖辈遗训，制造托词，反对掣签，又怎样继承前辈的衣钵呢？
达赖喇嘛等人又说，“只有在对转世灵童产生重大分歧时，才使用金瓶掣签。”
金瓶掣签制度形成以来，通过金瓶掣签认定达赖、班禅等大活佛的转世灵童真身，已成为藏传佛教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至于特殊情况可以“恩准免掣”一事，对灵童有无重大分歧并不是唯一原因；同时，不管有什么特殊情况，可否免掣的权力，属于中央政府，任何地方政权或个人均无权决定。
请看第十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史料：1813年第七世班禅大师和代办商业事务的第穆呼图克图等，联名报告驻藏大臣称，只找到一名转世灵童，十分聪慧，各地再也找不出灵童候选人，恳请免予掣签。两位大臣也呈报清朝政府要求免掣。说明地方上对灵童没有任何分歧，但这却遭到嘉庆帝的严责，不准免掣，“总须再得其二，方可将三人之名一并缄封入瓶，……其掣出者方系达赖喇嘛真呼毕勒罕”。因而直到9年之后的1822年2月14日才经道光帝批准，从3名候选灵童中掣定理塘的格桑坚赞为灵童真身，报道光帝批准继任。藏文《第十世达赖喇嘛传》称：这次掣签是由于“真实无欺地完成了掣签认定，所以众人都极为欢乐和崇信”。达赖流亡组织的文章说：“历史上就有第八世达赖认定第七世班禅、第六世班禅认定第八世达赖的先例。同样，第十四世达赖认定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是遵循这种传统，并没有破坏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也不是非法的”。
事实究竟如何呢？
首先，达赖喇嘛所举先例与史实不符。第七世班禅确认是由扎什伦布寺首先肯定后，一面请拉木护法降神确认，一面派人征求达赖意见，因二者一致，而报请乾隆帝批准认定的。第八世达赖是乾隆帝派章嘉国师来藏和六世班禅共同确定的寻访方法以后，六世班禅把他一表弟做为灵童线索提供给第穆，第穆派人了解验证，驻藏大臣复核，报请乾隆帝批准认定的。
其次，活佛转世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完善，而由《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最终确定的。想用先前的，并不真实的史料，来否定后来形成的制度的做法，竟出自精通逻辑学并考取大格西学位的达赖之手，只能使人感到惊讶！
第三，正因为18世纪中叶认定转世灵童上的诸多弊端，才造成了以第八世达赖为核心，第七世班禅为其堂弟，多吉帕姆为其堂妹，第十世红帽活佛和扎寺仲巴呼图克图为其堂叔，第五世哲布尊丹巴为其堂侄，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噶伦多仁为其堂侄女婿的以亲族姻娅递传袭，数十年间一家垄断西藏地方政教，且因内部矛盾导致外敌入侵，危及国家安全的严重局面。
达赖喇嘛重提这段历史，不仅不能为他的非法行为开脱，恰好证实了金瓶掣签制度的必要和正确。
达赖喇嘛声称，他有寻访和认定班禅转世灵童的权利。果真如此吗？从体制上看。1713年的《清实录》记载：“著照封达赖喇嘛之例封班禅额尔德尼”。康熙皇帝敕谕中称：“……为保障扎什伦布新属寺庙原征赋税永不为他人侵占，兹封班禅呼图克图为班禅额尔德尼……。”1793年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更明确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可见清朝中央政府在政治上、宗教上、经济上都是把达赖和班禅置于互不隶属的平等地位。试问：作为中央政权领导下地位平等的两个地方首领，怎么能有认定对方的权力呢？
从寻访历史看。清朝中央册封第五世班禅以来，第六世班禅是由扎寺组织寻访，由颇罗鼐郡王主持降神认定，报乾隆皇帝批准继位的。第七世班禅的认定，前已述及不再重复。第八世班禅是由扎寺组织寻访经金瓶掣签认定，报咸丰皇帝批准继位的。第九世班禅也是由扎寺组织寻访，经金瓶掣签认定，报光绪皇帝批准继位的。第九世班禅坚持爱国爱教传统，被西藏亲帝势力逼走祖国内地，扎寺政教权利被非法侵占。其转世灵童由班禅堪布会议厅组织寻访，因亲帝势力阻止金瓶掣签，而由民国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批准免掣继位的。以上五世班禅中，哪一世也不是达赖组织寻访班子寻访认定的。
从宗教上看。班禅和达赖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两大活佛，而格鲁派寺庙普遍供奉的“师徒三尊”中却只有班禅而无达赖。而且按藏传佛教化身转世的说法，班禅是无量光佛化身，而达赖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可见宗教上班禅还要略高于达赖，根本不存在达赖凌驾于班禅之上，可以认定班禅的问题。
达赖喇嘛又搬出“师徒关系”来蒙蔽世人。事实上，以往10世班禅中只有3世曾拜达赖为师，而14世达赖中却有8世拜班禅为师（未含师从一世班禅学经多年的一世达赖）。师徒关系并不是自始至终都有的，只是随缘而起、时断时续的，并非宗教仪轨。更何况第十世班禅和第十四世达赖根本就没有师徒关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先生对此进行分析研究的结论是：“达赖喇嘛在寻访认定十世班禅转世灵童问题上，根本没有发言权，没有指导权，更没有认定权。”
1989年8月，国务院批准了以第十世班禅大师经师嘉雅活佛为首，有扎寺活佛堪布、高僧及大师近侍人员参加的转世灵童寻访班子；组成了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和副会长、佛协西藏分会名誉会长帕巴拉 格列朗杰为总顾问，有各地藏传佛教著名活佛、高僧组成的顾问班子，按宗教仪轨，如法如仪地进行诵经祈祷，朝湖观影，秘密寻访，验证遴选等一系列艰苦细微的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转世工作进入了决定性阶段。
达赖喇嘛既没有寻访认定班禅转世灵童的权力，流亡他乡又使他丧失了必须具备的客观条件，但出于分裂祖国，祸藏乱教的需要，妄图改变班禅世系爱国爱教的传统，勾结败类，弄虚作假，欺骗群众。
达赖喇嘛从恰扎处得到初步寻访情况后，1994年5月从中选中一名儿童，信告恰扎，要求再次观湖为认定制造依据。恰扎不顾嘉雅活佛示寂前“观湖已经结束”的指示和他自己一个月前对记者的同样讲话，背着寻访小组多数成员，于是年10月再次秘密朝湖，伪造“依据”。
1995年1月下旬，寻访小组开会，遴选重点儿童时，恰扎不顾多数人的反对，将此儿童强行塞进重点名单。
1995年2月初，有关领导要提出3名候选灵童，准备金瓶掣签时，恰扎借故拖延，甚至对有关领导说：“我没有判断班禅大师转世灵童的悟性和本领。”刚刚过了三天，由于接到了达赖可以认定这名儿童的信件，他又马上汇报说已经发现可以认定的最灵儿童。问他是怎样认定的？他说是在第十世班禅大师灵塔前签丸问卜认定的。实际上，11天后他才进行问卜，而且在问卜前后都不让别人看签丸中的名条，完全由他一人说了算。而寻访小组成员都知道这个儿童生日被家长一再推迟，尚需查证。用这欺骗手段制造假的灵童，岂不是对“佛有三身”和“随缘转世”教义的最大亵渎和背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达赖和恰扎这一骗局的暴露和失败，以及恰扎的扎寺民管会和两级政协职务的撤销，正如藏传佛教界高僧们所说：“这正是爱国爱教的第十世班禅大师显灵，也是佛菩萨涅三德真谛、真相、真用的体现。”是人心所向的好事。
达赖喇嘛为什么要反对金瓶掣签呢？
在大昭寺应供殊胜的释迦牟尼像前，用金瓶掣签认定大活佛的转世灵童真身，既是最公开、最公平的办法，又完全能体现佛祖的慈悲加持和智慧法断，也符合第十世班禅大师生前的遗愿。早在1989年2月3日阿沛 阿旺晋美副委员长就说，大师转生在什么地方，各藏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这没关系，最后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由“金瓶掣签”认定，谁也提不出意见。参加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的活佛高僧再次纷纷要求通过金瓶掣签认定转世灵童真身，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呼声。
达赖喇嘛出于分裂祖国的政治需要，利用国外藏胞对金瓶掣签由来的不了解，在指示恰扎反对金瓶掣签的同时，公然篡改历史，造谣惑众，胡说什么“金瓶掣签不符合佛教教义”，从来就没有实行过，“达赖有权改变宗教仪轨”，“达赖有权决定需不需要掣签”等等，在信教群众中制造混乱。中央政府为保护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和正当权益，维护宗教仪轨，采用金瓶掣签方式来认定灵童真身，完全是体现民心，顺乎民意的。
达赖眼看他一手策划和苦心经营的阴谋即将破产时，不惜以他“宗教领袖的感召力”做赌资，孤注一掷，擅自非法认定“班禅转世灵童”，公开向藏传佛教界和藏族人民挑战，向中央政府示威。
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起公愤和声讨。首先是正在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人大和政协会议代表、委员的坚决反对，帕巴拉 格列朗杰发表谈话，严正声明：达赖单方面宣布十世班禅大师“转世灵童”的做法是非法的、无效的，我们只承认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惯例进行寻访、并经中央批准的第十世班禅大师转世灵童。扎寺八大活佛之一、寻访小组成员生钦 洛桑坚赞说：“达赖喇嘛置中央政策于不顾，擅自宣布认定班禅大师转世灵童，公然违背教规，伤害了广大信教群众的感情。”比龙 白马单增活佛说：“我作为班禅主寺扎寺伦布的一名活佛，完全有资格证明，历世班禅大师都是由中央政府批准的，达赖无权擅自认定班禅大师的转世灵童。”扎寺民管会常务副主任平拉宣布：“我本人和扎寺民主管理委员会，对此无法承认，不能接受。”
西藏自治区人大和政协会议以及佛协西藏分会分别通过决议和声明，坚决反对达赖喇嘛的不法行为，谴责达赖喇嘛利用宗教，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损害人民利益，违犯国家法律，藐视西藏佛教界应有的权利和尊严，践踏僧尼和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要求达赖喇嘛对他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决心同分裂集团斗争到底。
1995年11月29日，是藏传佛教史上应该永志不忘的一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用金瓶掣签认定藏传佛教杰出领袖第十世班禅大师转世灵童真身的一天。
排除了达赖集团的干扰破坏，班禅转世工作又回到了严格遵循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健康发展的轨道。
调整后的灵童寻访小组，经再三核查验证，提出了3名候选灵童，征得国内藏传佛教界活佛高僧的广泛赞同，经中央政府批准，由国务院代表罗干和特派专员江村罗布、叶小文主持，11月29日在拉萨大昭寺殊胜的释迦牟尼像前，中国佛教三大传承体系的大德高僧和各界代表千余人欢聚一堂，举行了规模空前，天人相应，妙缘殊胜，法喜充盈的金瓶掣签仪式，仰仗佛祖智慧法断，认定嘉黎县出生的坚赞诺布为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真身,由德高望重的代理甘丹赤巴波米 强巴洛珠活佛给灵童剃度，取法名为吉尊 洛桑强巴伦珠确吉杰布 白桑布（意为万众尊崇法力无边仁慈祥和的佛法之王）。
1995年11月30日，日喀则市和扎什伦布寺再次披上节日盛装，群众满怀喜悦激情，手持哈达和鲜花，涌向街头，载歌载舞，虔诚恭迎已经阔别6年，经中央批准继位的新一世怙主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确吉杰布乘愿再来，弘法利生。群众清楚地看到，当车队行近市郊欢迎帐篷时，一道阳光冲破云层，端端照射在这位无量光佛化身乘坐的黄色卧车上，多么吉祥的征兆，人群中响起了一片崇敬赞美之声。
吉祥的1995年12月8日清晨，当第一缕和煦的阳光照射到日光山峰时，阵阵震撼人心的法鼓声和悠扬悦耳的佛乐，响彻扎寺和日喀则上空，在国务院代表李铁映和特派专员江村罗布、叶小文的主持照护下，第十一世班禅庄重地登上了益嘎群增殿内传统的根本法床。
在隆重的坐床典礼上，李铁映宣读了国务院同意坐床的批复，代表国务院向第十一世班禅颁授了金册金印，展示了江泽民主席题赠扎寺的“护国利民”金字匾手稿。全国佛教界高僧大德、寺院代表向新一世班禅敬献曼扎，顶礼叩拜，表达了诚心皈依和无限崇敬的心愿。群众代表排着长队，奉献丰盛贺礼，接受摩顶赐福。体现了百万信众的虔诚信仰和无比拥戴。
这真是“雪域涌祥云佛光现瑞，佛门逢盛世宝铙增辉”！
是利民，还是害民
流亡海外后，十四世达赖喇嘛 丹增嘉措。总喜欢把自己打扮成西藏人民救星的样子，把自己做的事情，说成是“为了西藏人民的幸福”，甚至还说：“只要我达赖喇嘛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就要为藏人的利益竭尽全力!”真的是这样吗?藏族有句谚语：“口说是水泡，实做是黄金。”意思是说：口里讲得再好也没有用，还得看实际行动如何。笔者想举出西藏30多年来的一些事情，让世人看看达赖喇嘛到底为西藏人民做了些什么?他的所作所为，到底对西藏老百姓有利还是有害?1.试图维护封建农奴制度1959年3月10日，达赖集团在拉萨公开发动武装叛乱。3月17日夜里，达赖喇嘛本人匆忙出逃，26日抵达山南重镇隆子宗，迫不急待地宣布：“西藏独立了”。4月18日，他通过喜马拉雅山口到达印度阿萨姆邦的提斯普尔，向聚集此地的各国记者散发了《达赖喇嘛声明》，全盘否定《十七条协议》，鼓吹“西藏独立”。4月25日，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头目在印度城市穆索里召开会议，筹组“流亡政府”。
达赖喇嘛公开搞叛乱、搞分裂最核心的一点，是他想在西藏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度。当然与西方帝国主义的挑唆也有密切的关系。
达赖喇嘛统治下的旧西藏，本来是世界上最没有人权的地方，可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位封建农奴制度的总代表却在一夜之间成了所谓的“人权卫士”，在各种场合感情激动地攻击中国政府违背人权，或者控诉当代西藏如何如何不讲人权。现在世界上有些事情也比较怪，怪得我们都难以理解，达赖喇嘛所代表的西藏封建农奴制度，本来是极残酷极野蛮的，早已被人类历史所唾弃的，达赖喇嘛这几年也有经验了，他总觉得自己是活佛，不管自己说什么，西方人就相信什么。于是突发奇想，把封建农奴制度说成一朵花，说成世界上最美好最人道的制度，如同西天的极乐世界。1983年3月10日，他在印度达兰萨拉居然这样讲：“过去，我们雪域西藏在佛光的照耀下，人们安居乐业。”“我们的农奴制度并不同于其它的农奴制度，这是因为西藏地广人稀，佛教为众生谋福利，告诫人们相互要仁爱。因此我们的社会虽然实行的是农奴制度，但它是一种以佛教为基础、具有高尚和利他人之心的农奴制度。”
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拉萨西北50公里处的堆龙德庆县色新村，民主改革前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家的庄园。村里的老人们，至今没有忘记达赖喇嘛家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和不幸。当时庄园里20户差巴(农奴)，每天都要派出主要劳力自带工具、口粮到庄园的土地上无偿地服劳役。达赖喇嘛家的溪堆（庄园管事）来本（监工），提着皮鞭、棍棒，监督他们劳动，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农忙季节达到20个小时左右。农奴们稍稍迟到或者有一点点不满的表示，甚至因病或哺育婴儿，都会立即遭到拳打脚踢，石头棍棒交加，全庄园农奴除一个水磨管理人外，无一幸免。农奴们把达赖家统治的色新庄园比作人间地狱，经常对天发誓“下辈子做牛做马也不沾色新的土地了。”由于缺吃少穿，劳动繁重，鞭打和凌辱简直是家常便饭，农奴们忍无可忍，只有逃跑。1950年秋天，18个农奴和奴隶集体逃跑了，达赖家通过地方政府进行通缉，逃跑者在雅鲁藏布江边被逮住，庄园管事把他们用牛毛绳捆绑，用皮鞭和棍棒抽打着把他们押回庄园，然后绑在柳树上，每人先打了100棒，又用铁镣铐住双脚，关进私设的牢房，进行鞭打和拷问。当时正是秋收时节，庄园里劳动力不够，还强迫他们带着脚镣去收割青稞……色新村的老人们回忆说，达赖喇嘛家管理色新庄园的10年间，被打伤致残的有11人，重伤致死的5人。这不是神话，也不是故事，这是40年前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实实在在的事实，当年逃跑而被抓回的农奴还有好几位活着，他们身上还带着累累的伤疤，他们决不会认为，农奴制度是人道主义的乐园。是民主改革才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真正有了人身自由，也才真正的富裕了起来。
在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下，一切财富、权力归农奴主，而广大的农奴和奴隶，一贫如洗，一无所有，连做人的起码权力也没有。他们世世代代为贵族、寺院、官府支付无穷无尽的乌拉差役，承负着人类罕见的沉重劳动，却过着人类罕有的悲惨生活。他们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可言，领主可以任意侮辱、折磨、买卖、赠送、鞭打甚至残杀农奴和奴隶。他们衣不蔽体，食不裹腹，90％以上的人都是文盲。生病得不到治疗，天花、鼠疫、霍乱等流行病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儿童死亡率高过60％，人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这个制度是如此的不公平、不合理、不人道，凡有良知的人耳闻目睹之后无不表示极大的震惊和愤慨。它和欧州以及俄罗斯中世纪黑暗的农奴制有过之而无不及，那里的农奴制度早已经废除几百年了，它在后代人的心目中成了野蛮与落后的代名词。
考虑到西藏历史和社会的特殊情况，1951年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定的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第十一条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鉴于邻近几省藏区进行改革的消息传到到西藏，各地群众纷纷提出改革的请求，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也表示愿意在他的属区进行试点。当时西藏确有改革试点的打算，中央在充分听取了达赖喇嘛的意见之后，决定改革推迟进行，改革试点也停止，在贵族上层官员没有安置好以前不谈改革。1956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亲自复信达赖喇嘛，说现在还不是改革的时候。接着周恩来总理三次与达赖喇嘛谈话，转达毛主席的意思，西藏6年内不搞改革，6年以后改不改，还是由达赖喇嘛决定。但是，达赖喇嘛和西藏一些农奴主，还是发动了全面的公开的武装叛乱，因为他们需要的不是推迟改革，而是永远不改，永远在西藏保持不合理、不人道的封建农奴制度。
达赖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公开撕毁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一度因为达赖喇嘛反对而一再推迟的民主改革，理所当然地在西藏各地开展了起来。祖祖辈辈当牛做马的农奴，翻身解放，当家做主，成了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也成了自身主人。到1960底，西藏87万人口的农业区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20万户农民领到了土地所有证。经过民主改革，废除了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确立了农民个体所有制，农奴和奴隶分得了土地、牲畜和其它生产资料，家奴安了家，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土地，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当熊熊的烈火焚烧高利贷债券的时候；当农奴分到了土地、房屋和牲畜的时候；当他们领到土地证的时候，人们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喝酒狂欢，有的人捧着土地证热泪长流，有的人在新分的土地上打滚，有的人抱着牲畜亲吻，那真是高原民族最为盛大最为感人的节日。
1960年的春天，西藏农民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播种小麦和青稞，他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施肥和中耕，秋天获得了丰收。据不完全统计，1960年西藏粮食总产量达到205934吨，比谁种谁收的1959年又增长了12％。接着西藏城乡进行民主普选，过去农奴连做人的权利也没有，从来没听说过什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现在村长、乡长、县长都是老百姓自己选。农奴们不会写字，便在候选人背后放一个木碗，大家往里面投豆子，豆子最多的当选。据1965年7月统计，全西藏1359个乡、镇进行了基层选举，有567个乡、镇开了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有54个县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正、副县长，建立了县人民委员会。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选举阿沛 阿旺晋美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标志着西藏进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期。
在西藏是保持封建农奴制度好，还是进行民主改革好?是让老百姓当牛作马好，还是当家作主好?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问题。废除人剥削人的制度，没有土地的人有了土地，没有房子的人有了房子，没有牛羊的人有了牛羊，这是藏族人民祖祖辈辈盼望已久的好事情。一直标榜“为了藏人的幸福而奋斗”的达赖喇嘛，如果真的关心老百姓疾苦，对他们慈悲为怀，对这样造福西藏人民的好事，理应举手赞成。但是，他的态度并非如此。他很不喜欢西藏的民主改革，也很不高兴老百姓翻身解放，他在国外天天说西藏老百姓分田分地坏极了、糟透了。还偷偷地派人潜入西藏各地搞破坏，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散布谣言，破坏民主改革。他把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四水六岗卫教军，重新组织起来，请美国中央情报局帮助进行训练，分期分批运送到尼泊尔境内的木斯塘地区，从这里出发搞回窜，抢老百姓的牛羊，弄得西藏西部好几个县很不安宁，中尼边境贸易也受影响。尼泊尔国王很是气愤，派军队去围剿，卫教军没有办法，有的投降，有的被消灭了。
达赖喇嘛这样做，究竟对西藏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呢?2.是谁真正关心百姓的生活？雅鲁藏布江曲曲弯弯，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整个中国带来了灾难，地处世界屋脊的西藏也未能幸免。1976年10月，中国共产党清除了人人痛恨的“四人帮”。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执行改革开放、富国富民的路线，中国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
1980年3月，中共中央举行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了坚决实行休养生息，减轻群众负担，实行特殊灵活的政策，促进经济的发展；把国家支援西藏的经费用于发展农牧业以及藏族人民日常迫切需要的方面；大力地充分地发展藏族科学文化事业;加强藏汉干部的亲密团结等急需办好的六件大事，也是六件好事。
在中央领导人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西藏民族、宗教和文化政策，毫不含糊地得到落实；农牧民负担在很短时间内得到减轻，农村牧区很快地出现了让人高兴的新气象。西藏的形势很令人欢欣鼓舞，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牧区还是边地，人们心情舒畅，到处气氛活跃，振奋人心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大家对西藏的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西藏上层人士重新参政议政，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他们重新获得了社会的尊重。从1980年到1988年的9年里，先后有1700多位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当选为全国和西藏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的进入各级国家机关担任职务，一批具有专业特长的人士被聘请到学校、医院、新闻出版、文物考古、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部门，从事教学、医疗、编辑、科研工作，他们中间很多人都当上了教授、研究员、编审，有的还被国家和自治区授予有特殊贡献的专家称号。
民主改革时规定对未叛领主和代理人实行赎买政策，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停止，现在重新补发，总共给2300位上层人士补发赎买金770多万元。1959年参加叛乱还在押的人员，全部宽大释放，摘掉叛乱帽子，给予公民权。对在农牧区社会主义改造中被划为富农、富牧的户，一律改正；在城镇被划为资本家的，一律恢复原来的成分。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原来的上层人士得到了深刻的教育，走上了爱国进步的道路，有的还成为各级人大、政协的成员。
世世代代信仰藏传佛教的西藏人民，如今又重新享受着宗教信仰的自由。
国家非常重视西藏的传统文化，组织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抢救、保护和发展，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西藏传统文化又一个春天。藏语文得到了普遍使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法律，规定会议文件、政府公文、门牌号码，甚至拍发电报，都得使用藏语文。藏文报纸、杂志、藏语广播、电视，大家天天看，天天听。藏文书籍大量出版，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不但出版了大量当代人写的藏文书和藏文教科书，古代的秘本、孤本，经过专家整理，重新得以问世，这在过去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藏医藏药声誉一天比一天高，传统藏戏各地都在演，牧区的“果朝”、农区的“果谐”、康区的“锅庄”、“ 弦子”、前藏和后藏的“堆谐”和“朗玛”等传统舞蹈，无论在节日，还是平时都跳得热闹，西藏已成为歌舞之乡、欢乐之乡。丰富多彩的西藏民歌、民间故事、谚语、说唱，特别是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重新在进行演唱和讲述，并且得到收集、整理、出版和保存。西藏的专业和民间艺术家走遍了世界，唱西藏歌，跳西藏舞，把雪域传统艺术带给世界人民，外国人看了赞不绝口，他们说：“达赖喇嘛不是说西藏文化都消灭了吗? 这话不对吧，毫无疑义在西藏保存了全世界最美好的艺术。”
从70年代末期开始，祖国和人民又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流亡海外的藏族同胞，对他们采取既往不咎，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的政策，欢迎他们回国定居、探亲访友或者参观访问。对于他们留在国内的亲属，一个一个的调查了解，落实政策，经济上该退赔的坚决退赔，生活上有困难的给予照顾。这些好消息传到印度、尼泊尔，传到欧洲藏人居住区，流落海外的藏人非常高兴!20多年来他们生活在他乡异域，做梦都在想回去看看家乡，看看亲人，现在这种梦想已经成为现实了。国内外藏胞互相寻找、互相联络、互相探访一时形成热潮，在中尼边境的友谊桥头，出国和回国的藏胞你来我往，情形很令人感动。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自治区和所辖的藏区州县，先后成立了国外藏胞接待站，凡是归国藏胞一律热情接待，保证来去自由。并在交通食宿方面提供方便。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以来，回西藏和其它藏区探亲访友的藏胞超过20000人次，定居的藏胞也达2000人之多。
那些年，达赖喇嘛在国际上遇到了许多困难。70年代初期，美国尼克松政府调整了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基辛格、尼克松一个接着一个访华，中美关系走向缓和。1972年美国部分停止了对达赖集团的政治、经济、军事援助；1974年，木斯塘四水六岗卫教军又在尼泊尔遭到惨败。达赖喇嘛流亡国外20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他的“流亡政府”。在这种处境孤立的情况下，他降低了“西藏独立”的调门，变换分裂祖国的手法，假装要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请求中央同意他派人到北京汇报情况和进西藏参观访问，中央接受了他的请求，邓小平先生说得很明确：“达赖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我们的要求就是一个爱国，而且我们提出爱国不分先后。”
从1979年到1980年，达赖喇嘛先后派了五批人到西藏参观访问，不管他们到了什么地方，当地政府和人民都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同胞，给予热情周到的接待。请他们到各处参观，既让他们看好的，也让他们看差的，有什么看什么。但是这些人并不是那么善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们干了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并不是“参观访问”，而是来“刺探情报”；并不是来看望乡亲，而是来挑起民族纠纷，离间汉藏关系，煽动宗教狂热。例如由詹东 丹增朗杰率领的第二批参观团，下了汽车便到大昭寺门口发表蛊惑人心的演说，又在甘丹寺组织非法聚会，鼓动“康巴、安多、前藏、后藏人团结一致，为共同的事业奋斗”；“西藏独立不能只挂在嘴边，要记在心上”，煽动与会群众搞藏独，一时闹得拉萨人心惶惶，乌烟瘴气。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拉萨干部群众非常气愤，自治区政府忍无可忍，宣布他们为“不受欢迎的人”，限令他们提前离开拉萨。中央采纳了各地藏区干部群众的意见，决定暂时中止达赖派人回国“参观访问”。达赖看派参观团不行了，又提出国外活佛回国探亲，看望原来的寺庙和僧人。一个活佛回来，带着经师、管家、亲眷和侍从一大群，他们在原籍或原寺，居住少则数月，多则上年。有的活佛受达赖派遣，带有特殊使命，对当地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同时通过讲经说法，剃度僧众，认定转世活佛，影响一方群众。达赖喇嘛说过：“认定一个活佛，就能掌握一个寺庙；掌握一个寺庙，就能控制一个地方”。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在这一段时期，达赖喇嘛还耍了很多两面手法，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作为一个佛教徒，是很不应该的，因为在佛教的戒律里，就有不妄语，不两舌的戒言。他一边说：“只要家乡幸福，谁当国王都一样，我没有意见。”“如果西藏人民幸福，我就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一边又说：“我们西藏人的问题，是不是生活得到暂时的改善和能够转经磕头就行了呢？那是绝对不行的!”“不管汉人的态度软硬如何，西藏广大人民始终团结一心，为自己民族权利而斗争，这是了不起的事。”（1989年3月10日在达兰萨拉集会上的讲话）。他一方面说：“如果北京邀请我访问拉萨和西藏部分地区，我将乐意接受；如果我耳闻目睹西藏人民在中国统治下生活幸福，我就放弃西藏独立的要求。”（1978年5月对《旁观者报》记者的谈话）“如果能解决问题，我准备去中国；同中方进行协商，也许明年就成行。”(1980年9月20日同日本记者的谈话)。但是，几乎与此同时，他身边的人毫不隐讳地道出了达赖回藏的根本目的：“达赖喇嘛此行将是西藏人民历史上的转折关头，是西藏的一场政治地震。正如罗马教皇两次访问故国波兰，极大地振奋了千百万波兰和世界天主教徒一样，达赖访藏将重振西藏人民的士气，唤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并掀起佛教热潮。”“有人说我们应该继续等待，直到发生某种变革。奇迹有可能发生，但我们还要等待到什么时候呢?”这，就是达赖喇嘛心里的声音。
中国政府真心实意地在西藏落实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真心实意地保护和弘扬西藏民族传统文化，真心实意地发展西藏经济和提高藏人生活，也真心实意地欢迎广大流亡海外的藏胞回来，共同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而达赖喇嘛却把中央政府的仁慈宽厚之举，当成“有机可乘”；利用来去自由的政策，暗中派人进来搞破坏，影响西藏社会的安定，破坏藏区经济建设的发展，阻挠西藏人民生活的改善。究竟是中央政府关心西藏的老百姓?还是达赖喇嘛关心老百姓?究竟是中央政府的做法对西藏有利，还是达赖喇嘛的做法对西藏有利？凡是经历了当时这一历史阶段的人，都能做出正确的判断。3.西藏的繁荣稳定令达赖喇嘛不快1984年春天，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要充分重视西藏的特殊性，极其重视和切实做好民族、宗教、统战工作，进一步放宽政策，促进农牧业和民族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尽快改善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为了尽快改善西藏地区的面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由北京、上海、天津、江苏等九省市帮助西藏建设43项中小型工程，这些工程都是发展西藏经济、改善藏人生活迫切需要的，例如电站、学校、医院、文化中心、市政设施、宾馆饭店等等。工程1984年全面启动，2万多名内地工程技术人员进藏施工，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在高寒缺氧的世界屋脊上很努力地干活，有的人为了西藏建设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85年8月，大部分工程如期完工，钥匙交到了西藏的使用单位手里，他们还手把手地把工程技术和管理方法传给藏族同行。正是在这几年，拉萨建设迅速发展，古老的城市开始现代化起来了。全城新修柏油马路15条，全长70公里，拉萨街道变得平坦宽阔了；铺设上下排水管道48公里，服务面积20平方公里，拉萨再也不是下雨满城水满城泥了；新建自来水厂两个，铺设水管70公里，供水面积占城区的60％，拉萨人从此能喝上新鲜清洁的自来水了。从拉萨到西藏各地邮路畅通，电话可以直拨西藏各地、全国各城镇并且可以与全世界180个国家和地区直接通话。西藏电视台和拉萨电视台，用藏汉两种语言通过多个频道播放，拉萨75％的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收录机的拥有者更加普遍。拉萨有大学两所，中专9所，中学12所，青少年可以自由地进入各类学校学习；还有医院、医疗机构14个，大中型医院7个，藏汉族医生1520名，病床1100张，拉萨人看病难的问题基本解决了。阴冷潮湿的老房子得到改造，人均住房面积9平方米，还在市区和近郊新建了25个小区和新村，人均住房面积22平方米，拉萨人住房难的问题初步解决了。经过十余年的植树造林，城里的林卡，因为建设虽有减少，但是城市周围绿化地大大增加，人均绿化面积达到12平方米，这里的风沙比过去大大减少了。经过这些建设，拉萨确实变了，变美了，变新了，变得舒服了。新建筑，古建筑，互相映衬，让人耳目一新。国内外游客和佛教徒，争相前来参观游览、转经朝拜，拉萨成了一座闻名全球的旅游城。
1984年4月27日，西藏自治区政府张贴布告，推出九条继续放宽农牧业政策，减轻农牧民负担，促进农牧区经济发展的措施，这些措施每一条，每一项，都是替西藏人民着想，帮西藏人民致富的好事情。笔者不厌其烦，将全文抄摘如下：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布告
为了继续让群众休养生息，增加实际收入，以利于把西藏的经济搞上去，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现将农牧区有关政策规定布告如下：
一、免征农牧业税收政策延长到一九九0年。
二、土地、牲畜的承包期五十年不变，集体果树、集体林木、荒山、荒滩、荒地的承包期五十年不变，可以转包。荒山、荒滩、荒地的开发性经营，允许继承。
三、取消粮食、酥油、肉类的计划收购或变相计划收购。常年开放农、牧、副产品（除国家规定的少数贵重药材外）市场，实行自由买卖，自由交换。
四、任何单位、任何个人不得向群众摊派和提取任何财物。
公社（乡）、生产队（村）干部的补贴，由地方财政开支。五保户的生活费用由社会救济金解决。
五、保障农牧民在生产和经营上的自主权，绝不许强迫群众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不再下达或变相下达种植和养殖计划。
六、县、区办的中、小学，全部实行寄宿制，包吃、包穿、包住，所需经费由国家开支。
七、鼓励发展多种经营，扶持、帮助各种专业户、重点户。提倡农牧民发展多种形式的联营、集体经营和个体经营的民族手工业、商业、服务业、修理业、运输业、建筑业。允许雇请帮工、招聘技师和学徒，工资待遇由双方议定。
八、允许农牧民串乡、跨县或到区外从事商业和其他经营活动。鼓励长途贩运，对集体或个体从事农、牧、副业生产和运输业的汽车、拖拉机，继续免收养路费。
九、欢迎其他省、市、区的个体劳动者、集体和国营企业来藏设店、建厂，参加物资交流会，举办展销会，从事加工、运输、建筑以及服务性活动，为他们提供方便，保护其合法利益。 此 布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中央政府替西藏人民想得很周到，很全面，很仔细，西藏老百姓深受其福，农村牧区到处掀起种地热，挣钱热，盖房热。西藏老百姓过去很少能坐上汽车或者拖拉机，现在买汽车，买拖拉机成了热门，全西藏的农牧民和市民拥有汽车、拖拉机的多达一万多辆，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总之，中央想了许许多多的富民办法，使西藏的穷困面一年比一年减少，富裕户、富裕村、富裕乡一年比一年增加。例如拉萨西郊的东嘎乡，是笔者在西藏二三十年间经常去的地方，可以说对大部分农家都比较熟悉，当时我亲身感受到东嘎乡变得很快，富得也很快。我做了一个调查，全乡330户，1751人，耕地2434亩，每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60万斤左右，平均亩产680斤，人均粮食1233斤，人均收入1280元。全乡拥有汽车、拖拉机41辆，平均8户人家一辆；拥有彩色电视机231台，合3户人家两台。现在粮食多了，钱多了，眼光也远大了。过去怕挨饿，总把粮食存起来，现在卖掉粮食再生产，送儿女上学读书。羊勒村农民平措次仁，通过种地、种蔬菜、开商店、办哈达厂发了财，大部分收入用来送儿女上学，他有四个儿女，有三个上了大学。不管怎么说，西藏城市农村和牧区确实在变，变好了，变富了，变漂亮了。人们吃得好了，穿得好了，住的房子也舒服了。人们心情舒畅，信教自由，到寺庙朝佛，请喇嘛到家里念经做法事活动，没有任何人说半个“不”字，他们生活自由了，精神愉快了，节日一个连着一个，从剧场到林卡，从城市到农村牧区，到处都可以听到西藏人乐观开朗的歌声，所有这些，凡是到西藏旅游观光的人，没有一个不承认的。达赖喇嘛如果真的爱西藏，爱西藏人民，理应面带微笑，祝福加持。很遗憾的是据我们所知，他的态度并不是这样，甚至恰恰相反，西藏的建设越是发展，他越是恼火；藏人生活越改善，他越是头痛。因为西藏社会越来越发展了，人心越来越稳定了，他要搞乱西藏越来越困难了，于是他一次次举行时轮金刚大法会，一次次接待境内出来的西藏人，一次次借助西方新闻媒介发表演说，编造西藏历史，歪曲西藏现实，攻击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策，鼓励藏人不满情绪，总而言之为以后出现的拉萨骚乱做了很多很多的舆论准备工作。
1983年3月10日，他在达兰萨拉发表讲话：“在二三十年以后的今天，确实发展成为民族矛盾，现在不管是监狱里的犯人，还是学校的学生，还是机关干部，都很自然地把汉藏区分开来，相互间出现了鸿沟，发展成为民族斗争。”1985年12月，他在印度多吉丹举行的“时轮金刚大法会”讲经期间，专门找境内前去听经的藏人做工作；1986年5月，他又在旅欧藏胞中发表长篇演说，他说：“几十年来，我们的家园遭到了空前的灾难，尽管包括我在内的十万藏人被迫离开家园，流落他乡，遭受了无法忍受的痛苦。但是，首先是境内的藏胞在二十多年内忍受的痛苦，我们这一代藏民族是最不幸的。”他进而鼓动说：“境内的藏胞很顽强，很勇敢，在深沉的苦难和汉人的枪口下，能够顽强地生活下来是很了不起的。”他在其它场合说的更加直接了当：“我们搞西藏独立，不仅要靠境外的藏人，更要靠境内的藏人！”“要内外结合，发动所有的藏族人起来，才能推翻中共统治。”如果说这些讲话是拉萨骚乱的动员令，恐怕不是没有根据的吧!
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提出“五点和平计划”。24日，他又在印地安那大学举行记者招待会，公然宣称“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这些消息很快通过各种渠道传到西藏，果然拉萨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便举行了策应和支持达赖“五点和平计划”的示威游行，这就是80年代末一系列骚乱动荡的开始，此后一两年里，闹事一直没有消停。拉萨骚乱与达赖喇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拉萨是西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举世瞩目的宗教圣地，达赖集团把它作为搞乱西藏的突破口，认为搞乱了拉萨也就搞乱了西藏，西藏独立的日子就为期不远了。正是出于这种用心，他们在拉萨制造了多次骚乱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有3次。每次骚乱的方式都大同小异，先是几个喇嘛和尼姑打着雪山狮子旗，围绕八角街喊着“西藏独立”的口号，招引人们围观，接着聚众闹事，冲击政府机关，殴打公安干警。砸坏汽车，抢劫财物，焚烧商店和公共建筑。1987年10月1日，骚乱分子焚烧汽车7辆，围攻派出所一天；1988年3月，冲击佛协传召办公室，攻击自治区领导干部，打死藏族武警班长，打伤武警和其他工作人员399人，洗劫了北京路上的饭馆和商店，迫使藏传佛教最庄严的宗教法会拉萨传召大法会无法进行。1989年3月，骚乱活动再次升级，两天中死10人，伤100多人，有900多家国营和个体商店被抢劫和砸烂；冲击了24个政府机关、企业和学校，砸烂和捣毁大小汽车20多辆，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为了维护拉萨的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全，使国家财产不受损失，国务院不得不宣布在拉萨实行戒严。
拉萨骚乱是达赖集团策划和发动的，这几年经过各种新闻媒介的披露，此中的内幕更加清楚了。早在1986年，达赖集团在达兰萨拉频繁召开各种会议，动员布置策动拉萨骚乱问题，包括“藏青会”第六届会议，“西藏妇女协会”第一次工作委员会，“西藏独立运动”工作研讨会，“流亡政府”双年会，九品以上官员特别政治教育会，等等。这些会议的主题都是“要为争取西藏独立采取具体行动”，“发动境内600万藏人起来反抗中国暴政。”1987年4月，达赖集团又在达兰萨拉召开高层会议，分析国内外形势，拟定在境内进行分裂活动、组织游行示威、制造社会动乱的行动计划，之后“藏青会”不断派人潜入拉萨和西藏各地，与当地分裂主义分子密谋制造动乱。“藏青会”还派人到尼泊尔藏胞中活动，组织力量9、10月份在西藏大干一场。
我们还注意到，每次骚乱结束，达赖喇嘛都要鼓励一翻，并且要求分裂主义分子再接再励地干去。1987年10月7日，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发表讲演，表示对拉萨骚乱“完全支持”，号召分裂主义分子“不要服从”。1988年3月5日拉萨骚乱过后的第五天，他又在集会上对拉萨骚乱倍加赞扬：“境内藏民斗争旺盛，决心很大， 敢于流血牺牲!”他在同一天的书面声明中又说：“西藏境内英雄的同胞们，不畏强暴的中国军队的镇压，进行着勇敢的非暴力的斗争……这也是佛教精神和我们民族精神统一的见证 ”。他呼吁“我们每个人在这一年里竭尽全力地为实现我们正义的事业——一个属于西藏人的西藏而奋斗。”
回顾80年代后的这一段历史：中央政府在西藏搞建设，达赖在西藏搞动乱，到底是建设对西藏人民有利呢?还是骚乱对西藏人民有利?西藏人民到底是欢迎建设呢?还是欢迎动乱呢?据笔者所知，绝大多数藏人都反对动乱，少数参加过动乱的人事后也很后悔。“动乱不得人心”，这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反映了当时西藏和拉萨很多人的思想。笔者当年就这个问题，问过好些拉萨的朋友，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闹事，一害国家，二害社会，三害自己，我们一不支持，二不参与！”一位50年代为罗布林卡达赖新宫绘过画的著名画师告诉我：“只要街头有点不对劲，我就把徒弟和儿女们召回来，不让他们去掺乎！”拉萨西郊东嘎乡一位农民讲得很直率：“现在拉萨有些人，真是肚子吃的太饱了，身上穿的太暖了，吃饱穿暖没事干，跑到街上去闹事，我们农民是不会跟着他们走的，我们发财致富搞生产还忙不过来呢!”4.在背离祖国和西藏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89年到1991年，世界上发生了好多大事，苏联解体了，东欧巨变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把和平演变的重点转移到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头上。1989年6月，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国际反华势力一窝蜂地对我国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制裁和舆论攻击。
当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达赖喇嘛，似乎喝了一点青稞酒，有点飘飘然了，看到如此这般的国际形势，很是有点得意忘形。他跑遍了西方和东欧，为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叫好，同时发布各种各样的预言，似乎他已不是活佛，而是占卜吉凶、预言祸福的巫师神汉了，他一次又一次发布预测，说什么5年到10年之内，“西藏会独立”，“中共要垮台”。1989年12月，他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兴灾乐祸地说：“马克思主义是在本世纪诞生的，很可能在本世纪结束以前死亡，马克思主义寿命很短，这是多么可悲的结局啊！”1990年6月，他在西班牙骂中国：“中国大陆的竹幕不久将如柏林墙般的消失。”“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不久将垮台。”1991年8月他在巴黎预言：“中国政府现在就如快落山的太阳，中共政权末日可数，不出10年，中国必然发生类似苏联的变化。”还说“3年内一定要把西藏搞成独立国家。”“西藏人决不能像现在这样进入21世纪。”1995年他又预言：“中国可能发生分裂，瓦解和全面崩溃。”“中国今年(1995年)和明年要发生巨变”。“1995年和1996年中国将有大变动。”“我个人的观察和占卜也显示出将有一些乐观的发展，而印度占星家也做同样的预言。”
达赖喇嘛错误地估计了世界和中国的局势，认为中国政府马上就要垮台了，不能再和他们打交道了，他觉得睡一觉醒来，“西藏独立”的苹果就会乖乖地掉进自己的怀里。所以他的口气也变了，宣布：“要重新调整与北京的关系”，“收回五点和平计划和五点新建议”，“不与中国政府打交道”，“将宣布西藏脱离中国，彻底独立”。不过，预言毕竟是预言，现实还是现实。社会主义的祖国，不因达赖喇嘛的咒骂而垮台；社会主义的西藏，也没有因为达赖的咒术而重新恢复农奴制度。雪山顶上的天空照样还是那么蓝，云彩照样还是那么白，农民们照样还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牧人们照样还在自己的草场放牧。中国顶住了来自西方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变得更加强大，更加繁荣，更加富裕。整个国家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政通人和、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综合国力日益增强，那些曾经千方百计封锁、制裁、孤立中国的西方国家，也不得不重新与中国对话，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和中国做生意。达赖喇嘛的“预言”成了空话，他所谓的“新希望”成了“新失望”。达赖喇嘛很丢了一些脸，因为他在世人面前放了空炮，出了洋相。自己酿的苦酒，还得自己悄悄秘密地吞下。经过一阵尴尬之后，他的口气又变了一点，1992年7月23日，他重新提出“无先决条件地和中国谈判”。1996年他在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宣称：“我不要求西藏独立，而是自治。”但是，正是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一点也没有放松攻击中国、折腾西藏。组织所谓“向西藏和平进军”，策划所谓就“西藏地位问题进行全民公决”；他违背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非法认定班禅转世灵童。一句话，他在背离祖国和西藏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1994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上落实了中央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援助西藏兴建62项建设工程，原计划投资23.8亿元，实际投资33.66亿元。经过1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力逐渐增强，各省市自治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经济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大家没有忘记西藏，也没有忘记藏族同胞，都愿意拿出人力、物力和财力，帮助西藏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成了中国各民族共同的行动。青海、宁夏、贵州等省、自治区，自己也不富裕，却毫无保留地要给西藏人民做一份贡献。199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时候，62项工程绝大部分已经完工，开始为西藏人民造福，西藏人又一次感受到祖国的关怀和各民族的友谊和温暖。与此同时，拉萨布达拉宫维修胜利竣工，一江两河的开发进展顺利，十世班禅大师的转世灵童按照历史惯例和宗教仪轨圆满地认定和坐床，西藏全区80%以上的农牧民已经能够吃饱穿暖，正在步入小康。从民主改革到现在，西藏人的平均寿命，已由35岁增加到65岁；西藏人口由105万人增加到232万人；西藏学生从3000人增加到17.5万人。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政府制定具体方案，要在本世纪以内消灭贫困，全体西藏人民都能过上富裕文明生活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评判者，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人。远的不说，从1959年达赖喇嘛叛逃国外至今已有38年。西藏人民看了38年，对比了38年，真正认识到中央政府给予西藏的是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提高、生活富裕。而达赖喇嘛到底为西藏人民做了些什么，除了制造谣言，策动骚乱，弄的西藏人民很不安宁以外，我想不出他为西藏人民做了什么好事。这些不是人们随意想像的，而是达赖喇嘛本人的言语行动所写成，这一点国内外很多藏胞都看清楚了，全世界不少人都看清楚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将被更多的人所看清。
是利藏,还是祸藏
西藏自元代以来，即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所谓“西藏问题”不是西藏本身产生的，而是本世纪初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西藏的产物，是帝国主义一手造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1949年至1959年，围绕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蓄谋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平息武装叛乱等等，都渗透着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1959年3月，达赖分裂主义集团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和帮助下，在拉萨悍然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失败后，达赖喇嘛逃亡印度。此后30多年间，他坚持分裂祖国，坚持“西藏独立”的立场，请看达赖喇嘛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有利于西藏社会的发展，还是阻挠和破坏西藏的社会发展?1.阻碍和破坏《十七条协议》的执行50年代初期，摄政大札下台，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1951年2月，达赖喇嘛委派阿沛 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土登列门、桑颇 登增顿珠为代表直接由昌都来北京。同时，从亚东派出凯墨 索安旺堆、土丹旦达为代表经印度去北京。达赖喇嘛给每个代表颁发了一份盖有印章的证书，由上述五位代表全权处理与中央人民政府的谈判事宜。
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齐聚北京后，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指派李维汉为首席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于4月29日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友好的基础上，开始进行谈判。双方经过多次洽商就有关和平解放西藏的所有问题达成协议。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正式签订，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帝国主义分裂我国西藏阴谋的彻底失败，是西藏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
根据《十七条协议》的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进入西藏，严格地、认真地执行《十七条协议》，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西藏僧俗人民和爱国上层人士的拥护和称赞。而帝国主义和西藏亲帝分裂势力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继续进行种种阴谋活动，反对和破坏《十七条协议》。从《十七条协议》签订的最初日子起，围绕着执行还是破坏这个协议展开了复杂的斗争。
《十七条协议》明确规定：“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协议签字的墨迹未干，当时身任司曹的鲁康娃就公然扬言“饿走解放军”，下令禁止卖给解放军粮秣。1952年3、4月间，在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两司曹暗中策动、支持下，发生了伪“人民会议”事件。他们策动和组织部分藏军、喇嘛、流氓等在拉萨进行请愿和武装骚乱，包围中央代表张经武驻地和噶伦阿沛 阿旺晋美的住宅，反对《十七条协议》，反对祖国。他们做得太过分了，输光了道理。经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达赖喇嘛不得不宣布解散了伪“人民会议”，并撤销了两司曹的职务。
1954年达赖喇嘛来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后，从北京返回西藏时，伪“人民会议”的代表人物到康定、雅安迎接，并上书达赖喇嘛，要求恢复伪“人民会议”的名义，撤销对两司曹的处分。这种反对协议的行径，却受到西藏少数上 层反动分子的袒护和包庇。
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这是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重大步骤，也是《十七条协议》中的基本原则之一。就在筹委会成立前后，伪“人民会议”分子又恢复活动，到处上书请愿，反对自治区筹委会，反对民主 改革。这种反动活动，又一次得到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的纵容和支持。
1956年11月，达赖喇嘛应邀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2500周年纪念活动。是否应邀前往，中央明确指示，由达赖喇嘛自行决定。达赖喇嘛一到印度，就被西藏的内外反动势力和分裂分子包围，引诱达赖喇嘛留在印度，搞所谓“西藏独立”，达赖喇嘛及其随行的部分主要官员产生动摇。对此，驻藏人民解放军作了必要的应变准备，并同西藏地方政府领导人和各界人士一道，对反动分子进行政治斗争。与此同时，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作出重大决策，明确宣告，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即在6年内西藏不进行民主改革，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改革，也要到那时看情况再定，让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人士有一个充分考虑的时间，以使我们对西藏上层在政治上、生活上逐步做好安排，以利于条件成熟时和平地、稳妥地实现改革。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印度的过程中，向达赖喇嘛及其随行官员传达了中央这一重大决策，并以推心置腹的态度分别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针对其中一部分人也想阻留达赖喇嘛，在印度搞“独立”的想法，周恩来总理严正指出：达赖可以留在印度，但西藏不可能搬来印度。并指出把达赖留在印度的想法是害达赖，也是害了西藏，如果把达赖留下来，西藏的工作不会因而停止……但大门是开着的，达赖什么时候回西藏，什么时候都欢迎。这才使达赖喇嘛的立场发生转变，于1957年4月1日返回拉萨。2.撕毁协议，发动全面叛乱，达赖喇嘛出逃直到50年代末，达赖集团阻挠、破坏《十七条协议》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他们先后在昌都、丁青、那曲、山南等地策动武装叛乱，进行武装窜扰，甚至公开在山南地区成立叛乱武装“卫教军”，建立叛乱“根据地”，并破坏国防公路运输线，包围、进攻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各地的办公机关。到1959年3月10日，达赖集团终于撕毁《十七条协议》，在拉萨悍然发动全面武装叛乱，走上背叛祖国的道路。1959年3月17日夜晚，达赖集团武装叛乱失败，秘密地仓皇离开拉萨出逃。4月18日达赖喇嘛越境抵达印度提斯普尔，踏上异国国土，就由印度外交官散发了用英文书写的《达赖喇嘛声明》，诡称：“宗主权是汉人强加在西藏人身上的”。此时惊魂未定的达赖喇嘛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书面声明，而声明的语言同帝国主义者分裂中国西藏惯用的腔调相似，从此达赖喇嘛开始了在异国国土上分裂祖国的活动。6月20日，达赖喇嘛在穆索里第一次公开露面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要恢复1950年中国入侵以前西藏特有的自由和独立地位”。1991年3月，达赖喇嘛访问英国时向报界宣称：西藏“是当今世界上被占领的一个最大的国家”。达赖喇嘛就是这样从叛逃之日起，不顾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700多年来，历代中央政府一直对西藏行使着有效主权管辖的历史，公开鼓吹“西藏是独立国家。”3.成立非法的“流亡政府”60年代初期，达赖喇嘛投靠西方，靠西方庇护、努力站稳脚跟，成立所谓“流亡政府”。
1960年9月，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打着“西藏独立”的旗号，收罗外逃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贵族、其它藏区的土司头人，上层僧侣、叛乱头目，召开了所谓“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会议”。成立“西藏噶厦政府”，后改为“大雪国政府”（藏语叫“岗钦吉雄”）即“流亡政府”，颁布了“西藏国宪法大纲”（草案），规定达赖喇嘛为“政府首脑”。之后，于1963年正式颁布“西藏国宪法”，1991年修改后公布为“流亡藏人宪法”，规定：“达赖任国家首脑”，“达赖喇嘛可以直接通过下属官员发布命令”，可“指令大臣”、“颁授勋章和爵位”，噶厦会议是在达赖喇嘛领导下负责政府事务的，首席噶伦和诸噶伦、“人民会议”会长、副会长、大法官就职前均要向达赖喇嘛“宣誓”，君臣会议由达赖喇嘛主持”、“达赖喇嘛可以更换包括首席噶伦在内的全体噶伦”等等。达赖在其“流亡政府”内，设立安全、外交（后改为国际关系暨宣传）等部门。在10多个国家设立达赖喇嘛办事处或联络处，编辑、出版和发行大量宣扬“西藏独立”的刊物和书籍。在国外藏胞青年人中成立“西藏青年大会”、“西藏妇女协会”等激进组织，组建“西藏大会党”、收取藏人“独立捐”等等。所有这些就明白向世人宣告，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是一个旨在分裂祖国，妄图实现“西藏独立”的政治集团，达赖是这个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代表、总头子。故而，人们称之为“达赖集团”。
达赖集团为了达到分裂祖国，妄图实现“西藏独立”的政治目的，在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持和援助下，重新组建两支叛乱武装。1960年9月在尼泊尔北部的木斯塘地区重新组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藏语称“曲细岗珠”），“四水”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雅砻江；“六岗”指擦瓦岗、芒康岗、麻则岗、木雅绕岗、色莫岗、泽贡岗，主要代表四川藏区。1962年组建了以藏人为主的“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四水六岗卫教军”不仅在我国边境进行军事袭扰活动，危及我国边防和边民的生产与生活的安宁，而且骚扰尼泊尔居民百姓，强占草场、土地、勒索财物，无恶不作，成为尼泊尔政府心腹之患。这支反动武装，首任总指挥恩珠仓 公布扎西在其回忆录《四水六岗》中写道：“组织了一系列向中国哨所的进攻”、“有时，一、二百人的西藏游击队的活动深入中国占领区达一百英里。”达赖喇嘛撰文对公布扎西大肆赞扬。“四水六岗卫教军”不断骚扰中尼两国边境地区，1974年尼泊尔政府出动部队最终解除其武装。在尼泊尔残存了14年之久的这支叛乱武装最终被彻底歼灭。达赖集团还不断派人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学习“游击战术”，接受“特殊训练”，培养数以百计的特工人员。1961年，美国派两架飞机给木斯塘的四水六岗卫教军空运了能装备475人的枪械药品食物，还有10200卢比现金。同时空投了在海尔营地受训的38名叛乱分子中的26人。1965年至1966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尼泊尔修建了专用飞机场，派出一架运输机和两架直升机专门给这支叛乱武装空投武器装备、粮食和被服等物资。凡此种种完全暴露了达赖集团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武装力量上分裂祖国的真实面目。4.处境孤立70年代初，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矛盾日趋激化，西方国家调整对华政策，达赖集团的战略地位作用降低。美国尼克松政府为遏制苏联，推行“现实威胁”战略，调整对华政策，采取步骤改善中美关系。美国为消除障碍，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夕，停止对达赖集团在政治上的公开支持和军事上、经济上的援助，关闭了联合国难民救济总署驻加德满都办事处，不再直接对藏人提供援助，吊销了发给“西藏歌舞团”访美的签证，直到1977年，一再拒绝达赖喇嘛访美的签证。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并未完全放弃对达赖集团的利用和支持。
就在尼泊尔政府调动了军队消灭了盘踞在木斯塘的“四水六岗卫教军”的同时，不丹政府逮捕了达赖喇嘛派去的骨干分子，限定在不丹的藏人加入不丹国籍，否则驱逐出境。此时，达赖集团损兵折将，处境孤立，达赖一时表现沉默，倍感冷落、绝望。1980年3月，达赖喇嘛说，流亡藏人必须同汉人接触，没有其它办法，劝藏人接受中国是一个伟大国家，他坚信共产主义和佛教有共同基础。并表示如果西藏人幸福，他可以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在此期间他在公开场合很少再提西藏独立，并多次赞颂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讨好中国中央政府。并声称要回西藏看看，打算开始与中国政府恢复接触。5.提出“五点计划”和“七点新建议”80年代中后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总战略，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格局改变，冷战终结。1989年北京“六四”政治风波之后，某些西方国家把主要矛头对准中国，妄图将“西藏问题”作为分裂中国，搞乱中国的突破口，于是重新支持达赖集团，利用达赖喇嘛。国际反华势力一方面重新给予达赖集团大量资助，一方面把诺贝尔和平奖赏给达赖。达赖集团一改几年来的求好态度，对国内加紧渗透，制造多起骚乱，在国外推行西藏问题国际化。这期间，达赖不断以所谓“西藏宗教领袖”、“和平卫士”、“人权活动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头衔，频频出访欧美和亚洲一些国家，会见各国政要、议员，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讲演，以及利用联合国人权会议等重要国际会议，各种国际学术研讨会等讲台，大肆进行“西藏独立”宣传，秉承国际反华势力的旨意，在国外推行西藏问题国际化。据不完全统计，30多年来，达赖喇嘛出访50多个国家，达120多次，其活动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其发表言论也越来越多。而其中最突出、影响最大的是1987年达赖喇嘛访美，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会上发表分裂中国的“五点计划”，1988年6月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大厦的一个会议厅举行记者招待会散发的妄图变相搞西藏独立的“七条建议”。达赖的所谓“五点和平计划”，即：
1、使整个西藏变成一个和平区。即将包括东部的康省（昌都地区）和安多省，变成一个阿希姆萨（和平）区。
2、中国放弃向西藏地区移植人口政策，因为这威胁着西藏民族的根本生存。3、尊重西藏人民的根本人权和民主权利。4、恢复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和中国放弃在西藏生产核武器和堆放核废料计划。
5、就西藏未来的地位以及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举行诚挚的谈判。这个”五点计划”本来就是外国人帮助起草的，根本不是为了西藏的和平与安全，而是通过美国国会这个对西方有较大影响的讲坛，重提“西藏独立”的陈词老调，是说给西方人听的。“五点计划”的核心第一条“使西藏变成一个和平区”、“缓冲国”，“要把其军队和军事设施从这个国家撤走”。说穿了，就是要使西藏成为一个“独立国”。
达赖喇嘛所谓的“七点建议”即：
一、西藏应当成为一个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的政治实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联盟］的关系；
二、由中国政府负责西藏外交事务，但是西藏政府在国外可以设立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外交办事处；
三、西藏政府加入世界人权宣言；
四、西藏政府应该由通过全民投票选举出执行首脑、对财政立法和独立的司法体系组成，政府所在地是拉萨；
五、西藏经济、社会体制应根据西藏人民的意愿来决定；
六、西藏禁止核武器或其它武器的制造、试验、储存，以及核能的利用；
七、应该召开地区和平会议来保证使西藏通过非军事化而成为和平的圣地，在这个会议召开和非军事化、非核化实现之前，中国可以有权在西藏保持以防御为目的的、有限量的军事设施的存在。
这个“七条建议”与“五点计划”相比，调子有所变化，但其实质依然是分裂中国，提出“中国政府负责西藏的外交事务”，“中国可以有权在西藏保持以防御为目的、有限量的“军事设施”。其实质显然否定中国政府对西藏拥有的神圣主权，并且企图把中央和西藏地方的隶属关系，变成类似西方的宗主国与附庸国、保护国与被保护国的关系，从而改变西藏的法律地位。达赖把这个“七条建议”称之为“新建议”，其实这个提法，并非什么新东西，而是英、俄帝国主义国家在本世纪初妄图把西藏分裂出中国，而炮制的关于“中国在西藏只有宗主权而不是拥有主权”的说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
达赖喇嘛的这个“计划”和“建议”步步都在围绕“西藏独立”兜圈子，对中国政府进行造谣和污蔑，对西藏历史和现状进行歪曲，这里予以剖析和驳正。
一、达赖喇嘛提出：“把整个西藏，包括东部的康省（昌都地区）和安多省，变成一个阿希萨姆（和平区）。”又说“西藏应当成为一个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的政治实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联盟）的关系。”等政治主张。这是十分谎谬的。首先，通过所谓非军事化和中立化将西藏变成和平区和大国之间的缓冲国的说法，是故意混淆中印关系中的问题，是涉及到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管辖与领土完整的问题。如果将中国的西藏拿出来与印度去建立和平区或中立区，其结果只能是破坏中国领土的完整。其次，西藏应成为一个民主的政治实体，同中国保持联盟的关系的主张，显然达赖这一主张居心叵测而又无知，实质是图谋肢解、分裂长期历史形成的多民族统一的中国，使西藏变相独立脱离中国。然而达赖喇嘛这种否定中国对西藏主权，变相搞西藏独立的立场至今丝毫没有变化。1993年7月，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向中央呈送的信件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意见，仍然要妄图建立“大藏族自治区”或曰“高度自治的大藏族行政区”。这些说法，其实质正是他的“五点计划”的第一条。达赖喇嘛说：“整个西藏，被称作藏区三部（卫藏、康巴、安多），应该成为一个根据法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联系的民主或自治实体”。在《达赖自传》中的一幅所谓“大藏族区”地图，不仅囊括了现今西藏自治区和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四省的10个藏族自治州和两个藏族自治县，而且竟然把青海省的西宁市、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和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等许多地区也包括进去了，总面积约占中国领土的四分之一。达赖集团及其支持者们为何不想一想，①本世纪初的北洋政府尚且不同意放弃“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九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而今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怎能让有120万平方公里的西藏自治区及其它省的藏区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分裂出去？②现在全国459万藏族人口中，54％以上分散居住在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省境内，由于长期历史演变的结果，他们同这些地区的汉、羌、回、满、蒙古、保安、裕固、纳西、彝、普米等民族杂居，各民族融洽地生活在一起，形成了不同民族地区的犬牙交错，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达赖妄图把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高山大川的阻隔形成的三个如此广大的地区，数倍于西藏人口的20多个民族囊括在他们想象中的“大藏族自治区”之内，是绝对不可能的。③自元以来，长达7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地区都归历代中央朝廷、政府统一领导下的各个所在行政区管辖，行政上与西藏地方根本没有统属关系。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根据藏区的具体情况分别建立了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既保障了各地藏族人民的平等权利，又有利于藏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与经济文化的发展，得到藏族自治地方人民的拥护。达赖喇嘛要搞变相独立是不允许的，也是行不通的。
二、达赖喇嘛说：“汉人移民，藏族在西藏成为少数”。“汉人向西藏移民750万人，使藏族成了少数民族”。达赖集团的“西藏青年代表大会”编造的数据更加耸人听闻，他们说汉人向西藏已移民7000万,还计划移进12亿汉人，同化藏族。简直是弥天大谎。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的统计，在西藏的汉族人仅有81217人，尚不足全区总人口的4％。西藏和其他省的10个藏族自治州、两个藏族自治县的总人口，加在一起也只有近600万人，其中藏族459万，仍然占大多数。
中国政府从未制定和实行过向西藏“移民”的计划。国家根据西藏建设的需要，选派去西藏服务的少量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人员，大多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的专业人员和技术工人。他们与藏族人民同甘共苦，亲如手足，共同为西藏的经济、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受到了西藏人民的欢迎。邓小平同志指出：“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200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近年来，随着经济放开搞活，改革开放逐步深入，有一些汉族、回族群众到西藏做生意或做工匠。为促进西藏经济的发展，传授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搞活流通、活跃市场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达赖喇嘛说：“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严重的的地区之一。现在西藏没有民主、自由。”这是达赖迎合国际反华势力政治需要，不顾事实编造的谎言，对中国政府的无端污蔑和攻击。
这个问题倒使人想起一件事。1990年4月，在欧洲议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位议员先生向达赖喇嘛提了几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达赖喇嘛能否具体地把1949年前后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作一比较，因为据了解，1949年之前，西藏实行的是比封建制度还要落后的近似奴隶制度的制度。”可是，达赖喇嘛对这个问题却避而不谈，在会场中引起不满。
事实本来很清楚，只要将新旧西藏的民主、自由、人权状况作一个对比，就不难得出正确结论。旧西藏，是政教合一的上层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残酷、野蛮的程度比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度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农奴主在政治上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经济上占有除全部牲畜外的全部生产资料，百万农奴任凭他们剥削压迫，连人身都不属于自己所有，自然谈不上什么生存权和发展权，根本没有什么民主、 人权。如果硬说什么人权，只有农奴主宰割农奴的人权，没有农奴不受剥削压迫的人权，更没有反抗的人权。
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后，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翻了身，第一次获得了民主、自由的权利。这是完全符合联合国“禁奴公约”的，彻底废除了野蛮残忍的酷刑和不人道的待遇，广大西藏人民才真正有了人权。今日西藏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实施改革开放，大搞经济建设，社会不断进步，经济稳步发展。基本解决了温饱，现在部分地方正从温饱型经济向富裕型发展。西藏人民已得到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的权利保障，真正享受到民主自由与人权，有了生存权与发展权，有了人身自由和政治上的各种权利（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有了经济权、社会权、文化权、受教育权、司法权、宗教信仰自由权、生育权、妇女、残疾人、未成年人保障权等。随着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加快、扩大与深化，人民的权利还会发展和完善。这些在旧西藏是无法比拟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达赖喇嘛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大活佛之一，达赖喇嘛在1959年前念经活动还要用人的头盖骨、人的腿骨作法器的残忍的封建农奴主阶级，三大农奴主的总代表，还谈什么民主、自由和人权，实在令人齿冷。
四、达赖喇嘛说，西藏环境受到污染。这是蓄意编造的危言耸听的谎言，专门说给西方人听的。我们知道，青藏高原是世界第三极。西藏高原是地球上一片具有特色的地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气势宏伟，有着复杂而脆弱的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将很难恢复。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要保持好环境，成为全西藏自治区全社会共同的努力目标。1990年，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委员会成立，切实加强了政府对全自治区环境保护的统一领导。同年，国家投资390万元，建成了自治区环境监测站。监测站在拉萨城区及拉萨河的上、中、下游设立了3个大气采样点、3个河水监测点和27个交通噪声监测点。监测结果表明：拉萨上空大气中对人体有害的二氧化硫的浓度，每立方米少于01毫克，低于国家标准，大气中不存在有害气体氮氧化物。大气中的总含尘量在每立方米04毫克以下。通过对拉萨河上游达孜县、拉萨市以及拉萨河与雅鲁藏布江的汇合处3个点的监测，水的酸碱度、硬度和化学耗氧量在3个点上均无变化。河水中不存在铝、锌、铜等重金属微量元素污染。土壤和水域没有任何人为造成的放射性污染，更不存在核污染。
为保护生态环境，环境保护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对正在兴建的羊卓雍湖电站、山南罗布萨铬铁矿等一批大中型重点工程，严格依照环境保护法进行监督和管理；搬迁距拉萨河不远的垃圾场，以减轻对拉萨河的污染；建立污水处理场等。目前，西藏自治区已制定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拉萨市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拉萨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西藏环境保护条例》，生态和环境保护已逐步走上了依法管理的轨道。
此后，达赖喇嘛出访频繁，穿梭于许多国家之间，周旋于各国政要之门庭，时而在集会上慷慨陈词，跟洋人讲一套，跟藏人讲的又是一套，这个“计划”那个“建议”花样翻新，变来变去,就是不愿放弃“西藏独立”、“变相独立”或“半独立”的立场。
结 束 语
1979年，邓小平同志曾明确地对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说过：“根本问题，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
1991年5月19日，李鹏总理答新华社记者问时，再一次重申了中央政府的政策，指出：“我们的根本原则只有一条，即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中央政府一贯表示愿意同达赖喇嘛进行接触，但是达赖喇嘛必须停止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改变‘西藏独立’的立场，除了‘西藏独立’不能谈，其他问题都可以谈。”
1995年11月10日，李瑞环同志《在班禅转世灵童寻访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对于达赖本人，中央一直晓以大义，给以出路，作到了仁至义尽。中央多次重申，只要他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彻底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我们就可以同他谈判，欢迎他回到祖国，在有生之年做一些对西藏人民有益的事情。”今天，我们仍然坚持这一政策。
江泽民主席在1996年7月13日和14日分别接受德国电视二台和《法兰克福汇报》的记者采访时，回答西藏问题时说：“只要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彻底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我们就欢迎他，回归祖国，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富裕做些有益的事情。”
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和基本态度是一贯的，始终没有变化。达赖喇嘛应当审时度势，顺应潮流，作出正确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