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与中国佛教的现代发展

　　本文系统地考察了太虚大师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提出佛教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主张，创立以人生佛教为核心的现代佛教理论，并以此理论为指导，发动中国佛教改进运动，进而将中国佛教推向世界，以求中国佛教的振兴，重新恢复中国佛教的世界地位。尽管太虚大师生前所发动的佛教改进运动多次遭受挫折，但他所创立的人生佛教理论和启导佛教改进运动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是不朽的，因而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现代佛教的奠基者而载入史册。
　　太虚大师(1889-1947)是我国现代著名高僧，他适应中国佛教由古代向现代转变的时代需要，率先提出佛教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创立以人生佛教为核心的现代佛教理论，发动佛教改进运动，推动中国佛教的现代发展，并将中国现代佛教理论推向世界。当代海外推行的人生佛教，国内提倡的人间佛教，皆与太虚大师的现代佛教理论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一、佛教“三种革命”主张的提出
　　太虚大师，俗姓吕，乳名淦森，学名沛林，法名唯心，字太虚，浙江省崇德县（今并入桐乡县）人，幼年父母相继病故，五岁起依外婆寄居于修道的庵堂里，十六岁出家于苏州木渎小九华寺，士达监院为其剃度，“从临济派下，取名唯心”。（《太虚自传》）后依师祖奘老于镇海玉皇殿，为立表字太虚。同年受戒于宁波天童寺寄禅法师。
　　太虚大师自幼聪慧过人，有“神童”之誉，出家后寄禅法师以唐玄奘的资质赞许，予以精心培育，使其对佛教理论打下了良好基础。后又受开僧界新学风先导者温州僧人华山的影响，接受近代新的学术思想。后又与革命僧人栖云相识，大受其革命思想的掀动。他又与栖云随寄禅师到南京参加江苏僧教育会成立大会，与已在杨仁山居士所办“祗洹精舍”肆业的诗友惠敏、开悟相见，“弥增爱好新学的热烈感情”。遂于次年入“祗洹精舍”学习半年。太虚大师归于杨仁老门下，对他日后的现代佛教思想以积极影响。1910年太虚大师应栖云的邀请，南下革命策源地广州。在广州他与革命党人接触，深受影响。1911年3月29日广州起义失败，革命党人殉难于黄花岗。他作《吊黄花岗》七古以悼念，因此涉革命嫌疑，遭官兵的缉捕而离开广州。
　　辛亥革命胜利后，太虚大师于1912年初抵南京，发起组织佛教协进会，推行佛教革命。在南京得以晋谒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协进会得到赞可，遂应仁山之邀，在镇江金山寺召开佛教协进会成立大会。因佛教界守旧势力的反对，而宣告失败。但太虚大师的“佛教革命名声，从此被传开”。（《自传》）1913年1月3日，寄禅师在北京法源寺圆寂，2月2日，上海佛教界在静安寺举行追悼会，太虚大师在追悼会上发表了佛教“三种革命”主张。他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中，对“三种革命”作了说明，他说：“有一次演说，曾对佛教提出了三种革命：一、教理革命；二、教制革命；三、教产革命。第一、关于教理的革命，我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该用力研究宇宙人生真相，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总之，佛教的教理，是应该有适应阶段思潮底新形态，不能执死方以医变症。第二，是关于佛教的组织尤其是僧制应须改善。第三，是关于佛教的寺院财产，要使成为十方僧众公有——十方僧物，打破剃派、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传恶习。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养青年僧材，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他把“三种革命”的提出作为他的佛教改进运动史的第一期(1908-1914)的标志。

也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太虚大师的佛教三种革命主张，开始是以组织革命推行的，但由于当时，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革命势力受到打击，组织革命难以推行，感到首先应从学理革命入手。（后来的论著如《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都把“学理”改为教理，放在三种革命的首位）。他在《告徒众书》中说：“余在民国纪元前四年至民国三年，受康之《大同书》、谭之《仁学》、孙之《三民主义》、严之《天演论》、章之《五无论》、及《民报》、《新民丛报》等之影响：本其得于禅与般若及天台之佛学。尝有一期作浪漫之佛教革命行动。已而鉴于政潮之逆流。且自审于佛陀之法化，未完成其体系，乃习禅普陀者三载。”
　　二、以人生佛教为核心的现代佛教理论的创立
　　太虚大师于1914年10月到普陀山锡麟禅院闭关，深研佛理。在闭关的三年中，他对律藏和小乘的经论，大乘文殊、龙树一系的经论，弥勒、世亲一系的经论，以及台、贤、净、密、禅、诸部，都一一作了系统研究。过去他仅对禅宗、般若及天台教观有较深的领悟，对贤首、慈恩稍有涉猎。这时他对唯识、三论进行了精判研究，对大小乘各宗加以比较和综合，撰写了《佛教导论》等佛学著作。对大小乘教义作了判定，指出小乘是“了生死为因，离贪爱为根本，灭尽为究竟。”大乘是“普提心为因，大慈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他把中国原有的十三宗中的小乘成实和俱舍归附大乘论和唯识，涅槃并入法华，摄论并入唯识，地论并入华严，而为大乘八宗。认为八宗各有殊胜，究竟平等。为了根据教理、教史以树立佛教革命的理论，他还著了《整理僧伽制度论》的纲要。指出僧伽制度应该适时而改变。“我国古来的佛教制度，全以出家为代表，在家佛徒没有独立组织，要实行佛法即便出家，在家是不能的；而且素有学佛要待老年和摆脱家庭环境的思想。故在家众没有离开出家众的制度。”他认为这是错误的，因而提出“在家与出家分别组织的制度。”《僧伽制度论》“是对出家僧伽的集团生活，加以严密的修整，使其适应时势所宜，成为合理化的现代组织；建立真正住持佛教的僧团”。他主张住持佛教僧伽：“要经过一个严格的长期训练，养成高尚、优美、完善的德学，以佛法为修学实习的中心；旁及近代的思想学说，准备作宏扬佛法的僧伽，真正代表佛教的精神去救世救人。”他认为“住持僧的数量不必多，但求质量的提高。”他计划是“要全国的僧众，每个都真正有住持佛教的资格。”另外又作《人乘正法论》，提出以“正信会”组织在家的信徒。他说：“正信会以摄化在家信众为目的，重在将佛法普遍深入民间，使全世界的人类，都变为佛陀的信徒。”他对在家信徒的要求是：“使其由研究信解佛法的学理，行为则以社会道德为基本，实行五戒十善之人间道德，改良社会、政治、文化、教育、风俗、习惯。这种平易近人的道德规律，最易于实行和普及人间，使人人都可以学佛，都可以做一个佛教徒。”这种在家与出家分别组织的制度：“一方面想对在家佛徒作个极普泛的大联系，一方面致力于提高僧伽的地位。”这是他为当时的佛教改进运动所建立的理论。
　　经过三年闭关，太虚大师的佛教理论体系建立起来。1917年2月4日出关时不仅“理论之风格一变”，而且“老成稳健，非复昔年疏放情态”。
　　出关后，10月，代圆英法到台湾讲演佛法，顺便取道日本，考察了神户、大阪、京都等地的日本佛教。感到日本佛教很多方面与他的《僧伽制度论》相吻合，但不及他计划的佛法僧团组织的严密。
　　1918年，太虚大师到上海，联合王一亭、章太炎等人，创办“觉社”，出版佛学专著，发行《觉社季刊》，进行文字宣传，又随时开会、演讲佛学。他的佛教改进运动，“也就从此复活了”（《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
　　“觉社”成立影响全国，“这样以佛法作口头和文字的宣传后，各地设会讲经或讲学的，盛极一时。”“在这种风气和提倡之下，各地都有佛教讲学会和讲经会的设立，而许多佛教团体的组织，如上海的佛教居士林系，亦乘时出现。”
　　太虚大师提倡这种讲学之风，以推动他的正信佛教以实行“人乘正法”，同时他还致力于僧寺改革。1921年，他接管杭州一个有名古刹净慈寺，想以此作为他着手改革僧制的根据地。净慈寺原为永明禅师的道场。他把禅堂改为禅净双修的角虎堂，并筹设永明精舍，作为研究佛学，培养弘法人才的地方。他在净慈寺的改革，引起了僧伽内部腐败势力和守旧派的反对，他们内外勾结，排挤大师让出净慈寺，实际改革僧寺受阻。
　　1920年1月10日，大师作《太虚宣言》，阐述他整理僧制之志愿。2月创办《海潮音》月刊，发表《海潮音月刊出现世间宣言》，指出《海潮音》的宗旨是：“发扬大乘佛法真义，应导现代人心正思。”后在《海潮音》上发表《人工与佛学之新生化》，认为在不违背佛法原则下，僧众可以从事资生事业。他引百丈禅师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劳作精神，说明要以自己的劳动取得工资，而用业余时间来研究实行高深的佛学。由于他的提倡，因而有所谓“农禅”、“工禅”语的流行。他还发表了《职业与志业》，要佛教徒一方面勤于职业，一方面研究佛法。这篇文章当时发生了很大作用，“当时一班职业青年组织了佛教利济会，曾作过热烈的运动。”他还提倡“僧自治会”，主张“僧众应该独立自治，自己管理自己，不受地方豪坤的压迫。”1924年作《志行自述》，把他的志行概括为“志在整兴僧（住持会）会（正信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1927年大革命高潮来临，又作《僧伽新论》。指出当今形势，“佛化重心渐移信众，而时代趋势，又侧重生计，僧众亦不能不为生利分子以谋自立于社会。”因此他将佛化僧众析为七：僧众为长老众、学行众、服务众、尼众；信众为皈戒众、研究众、女众。他指出，“依此七众，一者，可广摄学理之研究者，二者，可别开僧众中之从事资生事业者。此依今佛化众情状及适应现代社会，不得不然也。”他主张“现有各寺院庵堂及其产业，除充佛法僧园、持教院、宣教院、支提、梵刹、仁婴苑、慈儿苑、预科大学、专宗大学、阿兰若（即养老堂）之外，其余悉就地宜，作农修场、工修场、商修场、半作半修，为服务众之服务场。”他指出：“此僧制之设，要之令僧众于士、农、工、商各有一立身之地位，勿为世人之诟病，且又能以佛法修己化人而已。”1928年4月21日作《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中，指出他革新僧制最根本目的是“为革命僧团之能有健全的组织。其宗旨为：1.革除：甲，君相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乙，家族化剃派、法派的私传产制。2.改革：甲，遁隐改精进修习，化导社会；乙，度死奉事鬼神，改资生服务人群。3.建设，甲，依三民主义文化建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乙，以人生佛教建设中国僧寺制；丙，收新化旧成中国大乘人生的信众制；丁，以人生佛教成十善风化的国俗及人世。”（《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这充分说明，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是改除封建的、迷信的、避世的佛教，而为服务社会、人群的现代佛教，也就是人生佛教。
　　太虚大师以后多以人生佛教为题发表演讲。《年谱》记载，1928年5月，“大师应上海俭德储蓄会请，讲人生的佛教，以后人生佛教之甚多讲述。”人生佛教内容概括为“佛法虽普为一切有情类，而以适应现代文化之故，当以人类为中心，而施设契时之佛学，佛法虽无间生死存亡，而以适应现代之现实的人生化故，当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一义；佛法亦容无的我个人解脱之小乘佛学，今以适应现代人生组织的群众化故，当以大悲大智普为群众而起义之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二义；大乘佛法，虽令一切有情普皆成佛之究竟圆满法，然大乘有圆渐圆顿之别，今以适应重征验、重秩序、重证据之现代科学化故，当以圆渐之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三义。”说明人生佛教是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以大乘佛教的圆渐法，为求人类生存发达为宗旨的现代佛教。
　　为了推进佛教改进运动的发展，需要造就人才，大师非常重视佛学院的建设。1922年初，他得到李隐尘居士等的资助，创立了武昌佛学院。这所佛学院是为推进大师的佛教革命而培养人才的新型学院。课程参取日本佛教大学，学者出家在家兼收。第一期培养师范人才。毕业后，“出家的实行整理僧伽制度，分赴各地去做改进僧寺及办教育工作；在家的依着人乘正法，去组织佛教正信会，推动佛教到人间。”这是大师佛教革命理论进一步的实施。在武昌佛学院宗旨的影响下，后来各地创办仿效武院的佛学院逐渐多起来。
　　三、将中国现代佛学推向世界
　　1928年，太虚大师的佛教改进运动进入第三期。他以出访欧美，开展世界佛教运动，作为这一期的开端。他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中说：“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七年——四十一岁到五十一岁，是我佛教改进运动的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的发动，应该是从世界佛教运动说起。”大师开展的佛教改进运动，原来设想是“先把中国的佛教复兴起来，用作世界佛教运动的中心和基础。”但由于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一直没有纳入轨道，他感到“复兴中国佛教、整理中国僧寺，是不可能的。”他看到“中国各派政治的兴仆，都是受了国际思潮的迁动。”因此，他想“先着手世界佛教运动的理想，先使欧美各国优秀人士信解于佛法，把他们做人立国的思想和方法都有所改变，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才可安定，中国的民众亦因欧美的信仰佛法而信仰。”他认为：“如果这个从大处着手的运动成功，那未建立中国的佛教就有办法了。”因此，他从1925年就筹备游历欧美的计划。于1928年8月31日开始离沪西游，经西贡、新加坡、埃及抵达法国。9月16日发表《西来讲学之意趣》。“一、欧人所知之佛学之偏谬。仅知小乘上座部巴利文一派之偏狭；用欧州历史眼光考证之谬误；译大乘经典一二麟爪之偏谬。二、欧人未知真正佛学：梵文大乘沦没不全，藏文亦偏蔽于混杂婆罗门行法之密教；真正佛学今仅存于华文及华人之实证者；欧人鲜能畅达中国文语，精研佛学及虚怀访向于佛学有实证之华人。三、欧人今有闻真正佛学以实行修证之根基；以哲学之批评及科学之发明，已渐摧神教及空想之迷执，而接近佛学所显示之宇宙人生实相；牺牲一切专心试验，求证真实，及向变化中前进，以期造成美善之果；习于有组织有纪律之社会生活，能轻身家以为国群民族之人世公益。四、对欧人信受佛学之期望：以坚忍勤劳之精神，于佛学得成实行实证之效果；以哲学的科学的方法，洗除佛教流行各时代方士所附杂之伪习，而显出佛学真相；以有组织有规律、轻身家重社会之品德，能阐杨佛学真理以普及世界人类，造成正觉和乐之人世。五、在欧讲学之态度：当仁不让，以攻破偏谬而显示真正；及时无间，以应付机遇而实现期望；开诚布公，以待求真正佛学之访问。”最后说：“欧洲今富圣人之才，而缺圣人之道；吾人今有圣人之道，而乏圣人之才。有道乏人，则不足以证其道；富才缺道，则不足以尽其才。得圣人之才以授圣人之道，足为吾至欧讲佛学之总意趣。”这篇讲话稿一、二条指出欧人佛学之不足，论证我国佛学在当今世界的领先地位；三、四条承认欧人近代以来哲学、科学及社会之进步，具有掌握佛学真相之条件；五条表现了他作为佛学大师的风度，最后则表达了大师的期望。27日讲学于巴黎哲人厅，题为“佛学与科学哲学及宗教之异同。”10月14日于东方博物院讲“佛学之源流及其新运动。”分佛学的发源、佛学在印度的流行、佛学在中国的流行、现今佛教在世界上的三个中心、余之佛学新运动，全面阐发了他的佛学思想。在讲“佛学在中国的流行”时反映出：“释迦以来真正之佛学。现今唯在中国。”在讲“余之佛学新运动”时，举其特色为：“人生的佛学”、“科学的佛学”、“实证的佛学”、“世界的佛学”。充分表现大师的现代佛学特点。20日大师在巴黎与法国希尔勒肥等二十余人发起创建世界佛学院。太虚大师为院长，在巴黎设通迅处于东方博物院，中国通迅处设在南京毗庐寺。大师先五千法郎为筹备费，法国政府令巴黎市政厅，捐地为世界佛学院基址。大师提出办院的宗旨是：“昌明佛学，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慧，达成世界之安乐。”21日讲演于灵智学会，题为“有情与流转之进化”，还为佛教美术讲演会讲“佛学与美”，在巴黎大学讲演会讲“中国禅宗。”这些讲演录由巴黎佛学会出版《讲演集》（英文），埃而刚书店编译之《佛学》（法文）。大师在欧洲，还到英国、比利时、德国讲学，后又赴美讲学，并设世界佛学院伦敦筹备处、德国通迅处、美国通迅处：于1929年4月19日返回上海，历时八个多月，向欧美传播了中国现代佛学，使中国的现代佛学走向世界。
　　太虚大师的欧美之行，确立了他在世界佛教界的领袖地位。回国后即致力于世界佛学苑的筹建工作，制定了以教、理、行、果统摄佛学的世界佛学苑体系。他说：“整个世苑底目的，在综合世界的佛教，研究成世界的佛教，实现世界的新佛教。故有依教、理、行、果四门的计划：一、教：从佛陀所遗留下来的佛寺塔像及文字经典，向东西各国搜集，设立法物馆、图书馆、作为研究所根据的教。二、理：如南方的小乘教理，西藏的大乘教理，中国的综合教理，欧美以新方法研究的教理，都一一加以分类的比较的研究。三、行：包括律、禅、密、净诸修行法门。四、果：果是依教理而修行所得的结果，如信果的信众，和戒果的僧众，以及定慧果的贤圣众。故世苑是把世界凡足以为研究根据的教理，依之修行证果，而树立世界佛教为目的。”（《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大师把以教、理、行、果位统摄佛教视为他建立世界的佛教之最新研究成果。《年谱》中记载：1931年7月5日，“大师开始于柏林教理院讲‘大乘宗地图’，逢星期日、星期一开讲，凡三十小时而毕。法舫记，成《大乘宗地图释》。本图释为大师八宗平等各有殊胜之极则。分‘教法’与‘宗法’而广明，一切佛法，概从第六意为中心而观察之，盖深得唯识学之心髓。然此为大师过去之佛法统系，讲时已心不在是，故曰：‘此图为华文佛法之总纲，总持华文所诠表之一切佛法也。最近创世界佛苑，其研究佛法之根据，又较吾根据华文者大有扩充’。今后之佛学，应超于世界性，作为普遍之研究修证与发扬。……今后研究佛学，非复一宗一派之研究。当于经论中选取若干要中之要，作深切之研究，而后博通且融会一切经律论，成圆满精密之胜解”。
　　世界佛学苑之中心因经费困难，不能在法国建立而辞却巴黎的捐地。大师先想在中国建立世苑中心，将来再推广于欧美。计划把南京佛国寺作为世苑的地址。并印布筹集基金捐用，稍有头绪，不幸长江发生的大水灾，又继而发生“九一八”事件，形势突变，世苑经费筹备无法进行，因而先局部筹设。他拟以雪窦寺为世界佛学苑禅观林，北平柏林学院为中英文系，闽南佛学院为华日文系，以资联络。为研究汉藏文佛学而在四川建立的汉藏教理院，以及武昌佛学院改设的世苑图书馆，直属世苑系统，以推动世界佛教运动。
　　大师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中，把1928年筹建中国佛学会作为他的佛教改进运动第三期的一项活动。大师把僧制新议作为他的佛教改进运动第三期的一项内容。《年谱》中说：“大师以丛林之精神尽失，而政府未能扶助佛教，佛教会难得改善。觉得：“非从一般佛徒中，吸取一部分正于修法有修学，而且具有弘法愿行者为重新之建设，不能振兴佛教于今后；乃重新议订建设计划，大讲题为‘建设现代僧制大纲’简称‘建僧大纲’……以‘三宝之信，产生僧格’；以‘六度之学，养成僧格’。建僧四万人，分学僧、职僧、德僧三级；学生则经‘律仪院’二年，‘普通教理院’四年，‘高等教理院’三年，‘观行参学处’三年之学程。此于《僧伽制度论》颇有修正。……此盖取法于西洋神教之僧制”。说明大师的建僧理论在欧美之行后又有所发展。
　　四、复兴中国佛教的理论与实践的自我总结
　　1938年之后，大师的佛教改进运动为第四期。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大师于16日发电《告全日佛教徒众》，电《告全国佛徒》，号召日本佛徒制止侵略，中国佛教徒“奋勇护国”。1938年5月2日抵渝，驻锡佛学社主将中国佛教会事宜。5日主持召开中国佛教会会员大会，连任为理事长。为了健全佛教会组织，使之成为推动佛教事业的总机关，开始佛教会的整理工作，组织了整理委员会。这是大师在佛教改进运动第四期进行的第一项工作。
　　大师于1939年11月14日率佛教访问团出访缅甸、印度、锡兰和新加坡、越南等国，5月4日回国，前后达半年之久。在印度访问时，印度的摩河菩提会等佛教团体，曾发起建佛教国际大学，与大师的世界佛学苑教、理、得、果四阶段中的教、理二阶段甚相符，因此商谈合“世苑”、“佛大”为一世界佛教大学。大师把这项“大学的改进”作为他的佛教改进运动第四期第二件大事。
　　大师佛教改进运第四期的第三件工作是“新制的改建”。他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中说：“世界佛学苑，完全以研究世界的佛教，建立世界的佛教为目的的。世苑既有与佛教国际大学合并的计划，使我更感到有复兴中国佛教，以中国佛教作基础的必要。”他认为，“真正的要改进中国的佛教，把重兴中国佛教的力量发挥出来，我觉得是要有一个模范道场的出现，训练一班中坚的干部人才，建立适合今时今世的佛教集团机关，使社会人士改善对佛教的观念，使其他的寺院仿效学习。”他设想的模范道场为“菩萨学处”，具体内容，他列表说明：（见下页）。
　　《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是1940年7月作的。在这篇论著之后，大师的《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概括了对佛法判摄的最后定论，是大师教理方面的代表作，其主要内容为：
　　“甲、教之根本及三期三系：
　　小行大隐期——大 主小从期——大行小隐密主显从期
　　巴利文系 汉文系 藏文系
　　乙、理之实际及三级三宗：
　　五乘共法 三乘共法 大乘特法
　　法性空慧宗 法相唯识宗 法界圆觉宗
　　丙、行之当机三依三趣：
　　一、 依声闻乘行果趣发大乘心的正法时期；
　　二、 二、依天乘行果趣获得大乘果的像法时期；
　　三、 三、依人乘行果趣进修大乘行的末法时期
　　最后的结论是：“在今日的情形，所向的应在进趣大乘行，而所依的既非初期的声闻行果；亦非二期的天乘行果，而确定的是在人乘行果，以实行我所说的人生佛教原理。”至此，太虚大师以人生佛教为核心的现代佛教理论已趋于成熟。而问题在于如何实践这一理论。因此，他特别强调实践。在《巴利语系佛教说到今菩萨行》的最后一部分《复兴中国佛教应实践今菩萨行》中说：“革新中国佛教，要洗除佛徒的空谈的习惯，使理论浸入实验的民众化。以现社会的情形和需要来说，今后我国的佛教徒，要从大乘佛教的理论上，向国家民族、世界人类、实际地去体验修学。这大乘理论的行动，即所谓新菩萨行。而此菩萨行，要能够适应今时今地今人的实际需要，故也可以名为今菩萨行”。又说“今菩萨行的实行者，要养成高尚的道德和品格，精博优良的佛学和科学知识，参加社会部门的工作。如出家众可参加文化果、教育界、慈善界等工作；在家众则政治界、军事界、实业界、金融界、劳动界……都去参加，使国家的社会民众都得到佛教之益。”最后，他发出号召：“今菩萨行者，集体联合起来！本着大乘菩提心为主因，大慈大悲为根本，实践方便为万行，发挥救世无畏的精神！……总之，我们想复兴中国的佛教，树立现代的中国佛教，就得实现整兴僧寺，服务人群的今菩萨行”。
　　大师以大无畏的精神为实践其理论奋斗不息，但由于旧社会的黑暗和守旧势力的反对，使他的佛教改进运动一再受阻。他在《我的佛教失败史》作了总结。他说：“我的失败，固然也由于反对方面障碍的深广，而本身的弱点，大抵因我理论有余而实行不足，启导虽巧而统率无能，故遇到实行便统率不住了。然我终自信我的理论和启导确有特长，如得实践和统率力充足的人，必可建立适应现代中国之佛教的学理和制度。”又说：“我失败弱点的由来，出于个人的性情气质故多，而由境遇使然亦非少。例如第一期以偶然而燃起了佛教革命热情。第二期以偶然而开了讲学办学的风气。第三期以偶然而组织主导过中国佛教会，大抵皆出于偶然倖致，未经过熟谋深虑，劳力苦行，所以往往出于随缘应付的态度，轻易散漫，不能坚牢强毅，抱持固执。”
　　太虚大师晚年，虽体衰多病，仍不遗余力地推行他的佛教改进运动。由于他过早逝世，未能使他的现代佛教理论付诸实施。但他创立以人生佛教为核心的现代佛教理论和启导佛教改进运动之功，将永垂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