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的世界佛教运动及其思想渊源
发布时间：2024-08-11 04:06:49作者：佛缘网太虚法师法相（资料图）
太虚大师一生致力于中国佛教的复兴与世界化，是中国近代佛教史上最早具有世界眼光的先觉者之一。大师生于清末，此时正值家国患难、民族危亡之际，中国有识之士无不为民族、国家之出路艰苦求索、奔走呼号。在中外思潮激荡、社会剧烈变革的历史潮流中，中国传统文化遭受着反传统与西学的双重冲击，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更是难以幸免。清末民初，中国佛教面临重重困境：兵燹不断引发的社会动荡给佛教带来直接沉重的打击，佛教无法获得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清末以来，庙产兴学、侵占寺产之风盛行，致使佛教生存空间急剧压缩；此外，佛教长久以来形成的宿弊沉疴与固步自封的心态成为阻碍佛教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关于佛教未来的道路，佛教界内部也莫衷一是，看法各异，甚至出现了所谓“新旧之争”。太虚大师因竭力主张革新佛教、顺应时代潮流，而成为“新派”的重要代表。他为了重建新时代佛教存在的合理性，拓展社会生存空间，以及发挥佛教济世救苦、促进人类和平之实际价值，积极倡导推动佛教教理、教制和教产之三大改革，提出“人生佛教”的理念，由此开启了当代“人间佛教”的端绪。作为其推动佛教改革的重要举措，太虚大师对于后世的卓越贡献还在于他“世界佛教运动”的构想与实践，对此学界关注得并不多。笔者试图通过本文对太虚大师“世界佛教运动”的思想渊源、具体实践以及原因进行初步探析。
早年接受新思潮始有“世界大同”之愿
太虚大师，俗姓吕，名淦森，光绪十五年（1890）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今海宁县）。翌年，父卒，5岁随次舅读书，受《四书》及《古今奇观》之类。大师幼失怙恃，长年生养于庵院，且长期受外祖母信仰熏染。16岁萌生出家之志，是年5月于苏州木渎灵岩山浒墅乡一小庙剃度，法名唯心。11月于宁波天童寺受戒，寄禅法师、了余法师、道阶法师等高僧为三师。后依止宁波永丰寺岐昌法师学习《法华》、《楞严》等经典。光绪三十三年（1908）于慈溪汶溪西方寺潜心阅藏，曾有“身心空寂”、“明照无边”之悟。期间，得遇对其影响至深的佛教改革人物温州僧华山，华山时常向太虚“力陈世界和中国大势所趋，佛教亦非速改革流弊、振兴僧学不为功”。初始，大师甚不以为然，故“为文与辩，泛从天文、地理，杂及理化、政教等”，两人相争莫决。通过与华山争辩，太虚大师开始接触到“向来的中国学术思想不曾详”的新思想，对之产生强烈兴趣与好奇，他从华山那里借阅各种“新学”书籍，如“康有为《大同书》，梁启超《新民说》，章炳麟《告佛弟子书》，严复译《天演论》，谭嗣同《仁学》，及五洲各国地图，中等学校各科教科书等”。大师思想启蒙即始于此，这些新学思想逐渐让他心悦诚服，特别是谭氏《仁学》所阐发的冲破罗网蔽障，以佛法统摄世学，实现世界之大同的思想，令其无比钦服。谭氏认为，仁是万物的本源，宇宙之根本，而“仁以通为第一义”。所谓“通”，即现实“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在谭氏看来，“仁”的意义在于突破世间“网罗”的束缚，诸如利益、方法、学说、文化、层级、宗教等壁垒，最终实现人类文化与群体的大融合。冲决网罗是“仁”体的本质要求，也是实现世界“大同之治”的根本途径。
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然真能冲决，亦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故冲决网罗者，即是未尝冲决网罗。
《仁学》中的“大同”，不限于中国释、儒两教之融通，更意味着中西之学（孔耶佛三教）的贯通，认为“三教不同，同于变；变不同，同于平等”，儒耶佛三教都有追求“平等”的共同价值。但从本质上看，“佛教大矣，孔次大，耶为小。小者先行，次宜及孔，卒乃及佛，此其序矣”。
谭氏的“仁学”体现了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己民族、文化出路的探索与回应。他一方面，接纳了平等、民主等近代社会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文化主体意识，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主动吸纳、包容西方文化与价值观的积极姿态。其“冲决重重罗网”的呼声更体现了一位改革者的坚定决心。
谭氏的“大同理想”与包容的文化立场对太虚大师的影响很深，太虚法师后来融贯中西、统摄三系（汉传藏传南传）、圆融八宗的思想主张，即与此相关。当然，与其早年的经历也有一定的关系。太虚大师曾随岐昌法师学习《法华经》等圆教经典，“十七岁即将《法华经》读诵得滚瓜烂熟”，而《法华经》所宣扬的“开三乘之方便归入一乘之真实”（会三归一）的圆融思想，在思想理路上，与谭氏《仁学》会通三教的立场相通。这也是太虚大师推崇《仁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经过新思想的启蒙，太虚大师“陡然激发以佛学入世、救世的弘愿热心，势将不复能自遏，遂急转直下的改趋回真向俗的途径”。他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中说：
在光绪三十四年以前，我那时专门在佛学及古书上用功夫，或作禅宗的参究，或于天台教义及大藏经论的研讨。后来受了中西新思想的熏习，把从前得于禅宗般若的领悟和天台宗等教义的理解，适应这个时代思潮，而建立了我改进佛教的思想。
总之，新思潮特别是谭氏《仁学》的“大同”思想，对于太虚大师圆融世界观和改革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影响。
进入祇洹精舍学习立志佛教世界化
进入祇洹精舍学习是太虚大师早年的重要经历，祇洹精舍的成立与近代世界佛教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达摩波罗有着直接的关联。1894年，经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介绍，近代锡兰佛教复兴运动先驱、摩诃菩提学会创立者达摩波罗与杨文会居士会面，两人一见如故，相约共同致力于复兴佛教于印度，乃至传遍世界。为此，1908年杨文会居士在南京创办中国第一所现代的佛学教育机构——“祇洹精舍”，希望在中国培养一批精通佛学，能“以英文贯通华梵”的国际弘法人才。课程设置上尤其重视语言的学习，精舍“用三门教授，一者，佛法；二者，汉文；三者，英文。俟英语纯熟，方能赴印度学梵文，再以佛法传入彼土”。杨文会居士立意甚为高远，他希望通过复兴印度佛教，进而使佛教弥布全球，成为全球第一等宗教。他在《支那佛教振兴策》中说：
今欲重兴释迦真实教义，当从印度入手，然后遍及全球。……收效于数年之后，不但与西洋各教并驾齐驱，且将超越常途，为全球第一等宗教，厥功岂不伟欤？
受杨文会居士佛教世界化志愿的感召，并在华山等人的鼓励下，1909年太虚大师进入祇洹精舍学习。大师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中回忆说：
南京杨仁山居士就金陵刻经处创办祇洹精舍，该舍与锡兰达磨波罗居士取得密切的联系，同抱有复兴印度佛教的意志，欲使佛教传到各国去。我因参加江苏僧教育会底关系，听到有这种作世界佛教运动的组织，于是次年也到南京去加入。该舍的主要学科为国文、佛学、英文。祇洹精舍只有一年（实为两年）的历史，因经济不继而停办。
同学中还包括仁山、梅光羲、欧阳渐、邱晞明等中国近代著名佛教人士，其与“摩诃菩提学会”的因缘也是从此开始的。30年后（1940年1月），大师在访问印度摩诃菩提学会时，曾回忆这段经历：
我对于摩诃菩提会的发生关系，远在30年前杨仁山居士和贵会的发起人达摩波罗居士，预备研究英梵文的人材，将中国的佛经翻回印度，那时，我也是参加的一员；所以我对达摩波罗，很久就敬仰的。
遗憾的是，由于经费短缺，精舍两年后就停办了。然而，杨文会佛教世界化的眼光和理念对大师的触动却是十分深刻的。
作“英雄佛子”与改革遇挫后的思想转向
离开祇洹精舍后（1910），太虚大师意识到，要光大佛教于世界，首先必须复兴中国的佛教，然而，当时“我国之佛教徒，方沉酣于甚深之醉梦三昧，于世界之大趋势茫无所觉”，何足“以冀其光大佛教于世界、负救世之大使命”？“今世之学士，苟有抱伟大之思想、沉重之志愿、深远之智慧、宏毅之魄力者，荷担此救世之大使命。”尽管如此，他仍认为，当下正值世界文明过渡、社会深刻变革之时，对于佛法而言，却是除弊兴教、走向世界的好机遇，虽然困难重重，但大师对中国佛教仍“未敢绝望”，同时，对刚刚成立的旨在团结佛教以维护佛教权益的“中华佛教总会”满怀憧憬。他在广东华林寺的一次讲演中呼吁，佛弟子应当有“近光遗教，远绍如来”的担当与使命，立志“作乘应世界文明之潮流，化而为世界佛教之中兴与全盛时代”的“英雄佛子”。大师立志复兴中国佛教的宏愿大勇，可见如此。他说：
夫佛固自有生民以来，唯一德盛业伟之大圣也。然苟无文殊、普贤、迦叶、阿难、马鸣、龙树、无著、天亲、摩腾、竺法兰、罗什、达摩、智者、玄奘诸海龙陆象，作如来使，为众生眼，腾踔发扬，荷担不倦，其能传至今兹否，顾未可测矣。噫嘻！斯余所以一念及而今而后之佛教，每不禁英雄佛子是祝焉！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中国从此进入民主共和的新的历史时期。在革命风潮的感召鼓舞下，大师抵达南京筹划组织“中国佛教协进会”，以联合全国僧青年参与佛教改革运动，谋划“中国新佛教之建设”。在大师与仁山等的主导下，中国佛教协进会在镇江金山寺成立。然而，在成立会上，协进会的改革主张遭到一些保守人士坚决的抵制。仁山力排众议，宣布与太虚大师一起接管金山寺，改寺院为佛教大学，全部寺产充公作为办学经费。此举进一步激发了两派的矛盾，并引发骚乱。一夜，该寺僧人率领工役数十人冲入寺院，爆发冲突，致使仁山等人身受重伤，此事在佛教界产生巨大轰动。迫于教内外压力，协进会的工作全部停顿下来，佛教大学的构想也沦为泡影。
“金山事件”震惊了当时中国佛教界，大师自己也说：“我的佛教革命名声从此被传开，受着人们的尊敬，或惊惧，或厌恶，或怜惜。”后来，经过寄禅法师的调解，太虚法师来到上海，协助寄老筹创“中华佛教总会”，但被要求停止佛教协进会一切工作。
自发起佛教协进会以来，大师的改革实践屡屡受挫，他大大低估了改革的困境与阻力，这使其有些心灰意冷、力不从心，甚至发出“潮流满地来新鬼，荆棘参天失古途”的叹息，他在《我的宗教经验》中说：“这样从光绪三十四年，一直到民国三年，欧战爆发，对于西洋的学说及自己以佛法救世的力量发生怀疑，觉到如此的荒弃光阴下去，甚不值得，遂到普陀山去闭关。”1914年8月，太虚大师满怀失落，掩关于普陀山锡麟禅院。
改革失败的经历让太虚大师意识到，混乱的时局以及教内长期养成的“流弊旧习”对于佛教造成的巨大阻碍，在国内推行佛教改革可谓举步维艰。鉴于时人推崇西学的心理，大师甚至产生通过佛教世界化反促国内佛教复兴的想法：
中国人心之转移系乎欧化，欲构成正信佛法之新社会，当将佛法传播为国际文化，先从变易西洋学者之思想为入手，因着人生观的科学及大乘与人间两般文化，以见其意。余从十四年春，广宣佛教于北京、于日本、于甬、于苏、于南洋、于福建、于杭、于沪。
太虚大师希望通过“出口转内销”这种无奈的曲线救教策略，缓解守旧势力对于佛教改革的阻力，以实现国内佛教的真正复兴。由此，可以理解大师日后创立“世界佛教联合会”、“世界佛学苑”以及联合东南亚佛教徒的良苦用心。
“世界佛教联合会”的成立是太虚大师世界佛教运动的开始
如何调和佛教与西洋文化是佛教走向世界首先面临的问题。大师1917年出关后，受台湾基隆月眉山灵泉寺寺主善慧法师邀请，远行台湾、日本弘法利生。而此行的主要目的即是了解日本佛教，考察佛教与欧学的调剂方法。大师在《东瀛采真录》中说：
后叠经变乱，扃关补怛（普陀补怛洛伽山）荒岛绝迹之地，虔修净业，远隔绝乎世缘，未尝一步外游。虽知日本颇有关于佛教，常欲一觇吾教与欧学调剂之方法，卒卒十年，未逮斯志。……忽因缘台湾之行，顺道以赴日本。
在灵泉寺，大师向台北佛教中学林熊谷泰寿教授详细询问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佛教的情状、日本佛教徒在欧美布教之成绩、各宗研究及著名学者等。大师得知，“日本之佛教，今传布已遍于世界，即耶稣教亦不能当佛教之英锋，……然耶稣教富于金钱，其势力亦殊未可侮耳。”随后，大师还考察了日本神户、西京等地佛教寺院和学校。
此时，太虚大师仍主张西洋文明破产说，认为一战的爆发说明耶教已不适用于当今社会，佛教作为东洋文明代表、和平文化的象征，应大力宣扬使之普及世界，解脱众生相倾的浩劫。（后来，太虚大师的这一观点有所调整，在世俗的意义上肯定了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洋文化的价值）太虚大师本次日本之行，不仅对日本佛教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且为其后来联合日本佛教界共同推动世界佛教运动奠定了基础。
创建“世界佛教联合会”是太虚大师世界佛教运动的开始，而“世佛会”缘起于大师的一次庐山之行。1922年8月，太虚大师与安庆迎江寺住持竺庵法师参访庐山，两人朝拜了东林寺远公塔、天池寺等圣迹。然而，大师发现，庐山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佛教重镇、净宗祖庭所在地，而今（基督）教堂林立，匡庐佛地，不闻佛声。大师对此痛心不已，于是萌生复兴庐山佛教的想法，他们寻得大林寺的遗址，谋划将之恢复起来作为暑期讲演佛学的讲堂。是月26日，太虚大师在武昌佛学院董事会成立会上正式提议，在大林寺原址上修建讲堂，得到梁启超、李开侁等的赞同。但当时大林寺的地基已被庐山清丈局出售给他人，经过李隐尘、严少孚等的多方努力，获得寺院原基40方地。次年5月，讲堂建筑工事基本完成。一直负责山上监修的严少孚将一块写有“世界佛教联合会”的牌子挂于讲堂前。“世界佛教联合会”的名称由此产生。连太虚大师自己也未曾预想到，其发起的第一个世界性佛教组织出自这一“偶然”的因缘。
1923年7月10日至8月11日，大师即在庐山举行了第一次暑期讲演会。太虚大师、汤用彤、黄季刚、张仲如等文化名人进行了讲演。牯岭当时是外国人青睐的避暑胜地，突然出现的佛教讲演会，不仅引起了山中佛教徒和游人的兴趣，也令附近的基督徒惊愕不已。
演讲会前夕，日本大谷大学教授稻叶圆成到武汉拜访大师，得知大师正在庐山举办演讲会，便专程前往拜会。在交谈中，大师提出成立“世界佛教联合会”的构想，希望中日佛教界联合起来，共同将佛教传布欧美，实现世界佛教的联合。稻叶教授认为：“中日佛教之联合，以两国佛教之情形互相开晓为先。两国佛教徒共谋意思疏通，推广佛化，今遂有世界佛教联合之动机。”大师回应道：“本会之设，有联合中日佛教徒，以联合进行传布佛教于欧美之意思。”太虚大师认为，佛教本无国界，中日佛教界应致力于融化两国国民之间隔碍，发展东亚文明，进而得以与欧美人并雄于世界。稻叶同样认为，中日佛教徒亲和，是两国亲善的先驱，布教世界是全人类之幸福。两人在中日佛教联合向世界传布佛法上达成共识，为中日佛教界交流合作奠定了基础。
另一位出席讲演会的重要人物是日本九江领事江户千太郎，江户本身是佛教徒。太虚大师向他建议，日本政府使用庚子赔款派遣佛教代表参加“世佛会”。江户肯定了大师的建议，并向日本政府报告了此事，日本政府答应次年派团出席首届“世界佛教联合会”，“世界佛教联合会”筹备工作也正式提上日程。经湖北督军萧耀南等人的积极推动，“世佛会”获中央政府内务部批准立案。大师主持制订了《世界佛教联合会简章》，《简章》规定“联合会”以“联合世界各国研究佛学之人士讲演佛教，传布全球为宗旨”，会址设于汉口佛教会。
1924年7月13日到15日，首届世界佛教联合会在庐山顺利召开。中方代表除大师外，还有江苏常惺法师、上海居士林张纯一、江西李政纲、湖北赵南山、浙江武仲英、四川黄萧方等，梁启超与欧阳渐居士致电大会因故不能与会；日本方面出席的有：法相宗管长佐伯定胤、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木村泰贤，以及曾参与保护中国寺产的日僧水野梅晓、大德寺派管长代理胜平大喜、权田雷斧代理小林正盛及上海东亚僧团的向出哲堂等。此外，挪威传教士艾香德牧师、英德芬法等自认为佛教徒者数人参加。
“世佛会”预备会上，太虚大师提出“世佛会”三步发展的构想：“一、中国国内各省之联合；二、东亚有佛教各国之联合；三、将东亚佛教真精神传及欧美各国乃能成事实上之世界佛教联合会。”会议还讨论了组建中华佛教联合会的相关事宜。太虚大师认为，此时的“世界佛教联合会”只是理想意义上的，国内佛教界尚且未能实现联合，更不用说东亚各国佛教的联合。建议“各省代表先商组一中华佛教联合会，今虽为少数但以后可以请其余各省加入，应讨论之。”团结中国佛教界、建立中华佛教联合会是太虚大师推动世界佛教联合的第一步。
在15日召开的正式议会上，太虚大师建议，日本承办第二届世界佛教联合会。日本木村教授则提出，“翌年于日本召开东亚各国佛教联合会，再明年筹开各国佛教联合会。”考虑到“联合会”作为世界性组织的初衷，中方坚持主张，会议冠以“世界佛教联合会”之名，日方则认为，命名“世界”会议恐怕名实不符。名称之争表现出中日佛教界在世界佛教运动理念和实践上存在的差异。太虚大师最后提出，次年召开的东亚佛教联合会的理想依然是世界佛教的联合，希望理事相契，获得大众赞同。然而一年后，会议被命名为“东亚佛教大会”，亦非前定的“东亚佛教联合会”。可见，日本并不愿意在中国佛教界主导的“世界佛教联合会”框架内开展佛教国际弘化的事业。会上，木村教授还向中国佛教界提出三条建议：“一、中国佛教团体统一办一中华佛教大学；二、派佛教徒留学东西各国考察佛教情形；三、办佛教讲演所，将深理化浅，以期普及于世界，办翻译所将佛化真理传播西洋。”以上建议获得太虚大师的积极回应。会议推选太虚大师为主席。
在讲演会中，太虚大师、佐伯定胤、木村泰贤、艾香德牧师等分别做了讲演。首届“世佛会”确立了联合世界各国佛教的宗旨，以及太虚大师提出的“三步”发展规划，并决定下次会议在日本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的愿景逐渐明朗，太虚大师在世界佛教运动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率团出席“东亚佛教大会” 弘扬“世界佛教联合会”宗旨
为出席来年日本的东亚佛教大会，太虚大师积极筹建代表国内佛教界的最高统一组织——中华佛教联合会。1925年，太虚大师在北平提出组建“中华佛教联合会”，明确其宗旨为“联合中华全国佛教徒发扬佛教济世利人”。1925年4月13日，北京佛教联合会成立，推选太虚大师为临时主席，会址设于北京广济寺。江、浙、赣、鄂、川、湘、豫等省相继发起省级联合会，但未能普及各省。同年8月15日，“世佛会”在万寿寺设立北京事务所，作为世界佛教徒联络机构。令人遗憾的是直至东亚佛教大会召开，中华佛教联合会未能真正成立起来，其相关事务皆由“中华佛教联合会筹备处”处理，足见当时国内佛教之情势。
首届会议后，日本佛教界精心筹备来年的“东亚佛教大会”，1925年春，日本佛教联合会推举佐伯定胤担任大会会长，设立总务部、联络部、接待部、会计部和文书部等10个事务部门，先后在京都和东京召开几十次筹备协商会。足见日本佛教界对此次会议的重视。资料显示，在协调会上，有人提议，应将大会命名为“世界佛教大会”，而不是“东亚佛教大会”，并要求制订“世界佛教徒联盟”的具体成立计划。但也有人指出，为照顾日美关系，会议名称应尽量避免使用“世界”二字。尽管召开“世界佛教大会”的愿望没有实现，但至少说明太虚大师联合世界佛教徒的理想在日本产生了一定的共鸣。
东亚佛教大会前夕，世界佛教联合会在《海潮音》发布《通告全世界佛教徒书》，《通告》云：“况发扬至教，东洋已树先声，渴慕真乘，西方若望时雨，借清凉之净域，匡庐会肇起大林，合中外于一堂，寰球当遍栽祇树。”再次重申了“世佛会”弘教寰球的根本宗旨。《通告》中，印光大师、谛闲法师、欧阳渐、班禅、章嘉大师等被列为“世佛会”的名誉会董。
1925年11月1日至3日，东亚佛教大会在日本东京增上寺如期召开。中方派出以太虚大师为团长的27人代表团出席。除中方代表外，朝鲜代表4名，台湾代表3名，日本各宗代表700余名出席。这次会议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第一天的会议主要形成了三条决议：“一、下次大会在中华北平召开；二、大会文件用和、汉两文编纂，分别由日、中佛教联合会负责；三、今后中日两国佛教徒之联络由两国联合会掌管之。”
随后，大会先后召开“教义研究部会”、“教义宣传部会”、“教育事业部会”及“社会事业部会”。教义研究部会就教义研究交流，教授、学生交换等议题达成诸多共识。
教义宣传部会决议的主要内容有：一、东亚佛教徒相互提携，向世界宣传佛陀慈光，遍照于全世界。为此，须刊行欧文佛典，及欧文佛教杂志，向世界各地派遣传道师；二、释尊降诞日，佛教徒宜齐行降诞祭，以期全人类成为习俗等。
教育事业部会的成果最为丰富：如在一般教育中，讲授培养儿童宗教观念的方法；佛教教育应坚持“非神造主义”、“平等主义”、“大慈主义”、“理想主义”、“自觉主义”等佛法根本精神；建立佛教专门学校；平等推行妇女教育；研究编纂佛教教科书的方法等。中国代表建议：在英国设立佛教小学，在北京或上海设立向欧美传教的预备学校等。
社会事业部会的决议主要有：设立东亚佛教徒社会事业联络机构，基于佛教精神创办社会设施，中国代表建议：中日联合在上海设立一所佛教慈善医院。
大会还成立了教义研究部、教义宣传部、教育事业部和社会事业部等四个部门。推选佐伯定胤为东亚佛教大会会长，道阶法师为副会长，太虚法师为教义宣传部部长，王一亭居士为社会事业部部长。会议还决定，“世界佛教大会”（改名）每3年开一次会，下次会议1928年在中国北平召开。
会议结束后，中国代表团在水野梅晓的陪同下，参访了日本帝国大学、帝国博物馆、曹洞宗本山总持寺、日莲宗本山、立正大学、大谷大学、龙谷大学等地。期间，大师做了题为《人生问题之解决》、《佛教与吾人之现在及未来》、《传教西洋之提议》及《日中佛法之异同》等演讲。
值得一提的是，大师在日本结识了德国驻日本大使冯·索尔夫（Vonsolf），索尔夫十分钦佩大师的学识与行仪，并邀请大师赴德国讲学弘法，这是促成大师日后赴欧美弘法的重要因缘。离开日本时，大师作《留别日本诸佛教战友文》抒发自怀及佛化世界之愿景：
喜马拉兮高何极！太平洋兮深莫测！
森罗万有兮昭一心，华夏扶桑兮融大日。
赋战友兮天地宽，转法轮兮欧美入；
话别情兮聊赠言，申谢忱兮欲奚说！
“东亚佛教大会”的成功召开，更加坚定了太虚大师推动世界佛教运动、团结世界佛教徒的信心。归国后，大师撰写了《由职志的种种国际组织造成人世和乐国》、《建设人间净土论》、《论建立国际合众国》等多篇文章，探讨构建佛化世界、人间净土等问题，文中，他对国际组织在密切族群、促进世界和平上的积极作用，以及佛教在化解人类冲突中的特殊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他提出，成立各种国际组织有利于促进人类的团结与和平。这对于今人仍有重要指导和启示意义。大师在《人世和乐国》中分析说，国际组织能超越种族、国籍、地域等界线，将人类紧密团结起来，从而可以消除世间的对立，成就人世和乐。每行每业、每一个界别都可以成立维系其从业者的国际组织，这犹如一张张网络，将全体人类统一为和乐的整体，实现世界真正的和平。大师说：“又如何能用和平之道以达其统一耶？则抽出一一组织国家之元素，使各各成为世界化，并先由已成世界化之各业，成立为一一国际之组织；则国家之实质空，国家之形名亦将渐归泯没，而人世可由和平统一之矣。”“譬如一室多灯，光光相网然。则世人不难由此进一步为总组织之统一，而造成为一平洽丰乐之世界国。”
大师认为，在种种国际组织中，“佛教徒当首先进行佛教的国际组织”。同时强调，国际组织只能实现形式上的联合，世间一切冲突源于人类炽盛膨胀的私欲，化解世间矛盾的根本是改造自心。佛教“无我”、“平等”、“圆融”的精神是对治人际矛盾、世间冲突的良药。他在《建设人间净土论》中说：建设人间净土之根本在于改造自心，离贪息瞋，力行十善，“由全球各国佛教徒依佛法为大联合之国际组织”亦是治标之法。
然而，对于大师佛化世界的实践，印顺法师的态度比较悲观。他认为：“惟中国佛徒毫无组织，凭何与世界佛徒相联合？佛教未为社会中坚分子所重，佛化特区必难得政府容认，然则人间净土，从何着手建设？！”可以说，印顺法师洞察到了太虚大师世界佛教运动中潜在的问题与危机。
自东亚佛教大会以后，“世佛会”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当初议定于中国召开第三次世界佛教联合会的计划终究未能实现。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说，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野心的显露，以中日佛教联合为基石的“世佛会”必然遭遇挫折，中日佛教界已缺失应有的信任和默契。当日军1928年在山东制造“济南惨案”时，大师曾以“中国全国佛教会议代表”名义，致电日本佛教联合会，促其劝说日本当局立即撤兵。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令“世佛会”联合中日进而联合世界佛教的理想搁浅。而太虚大师世界佛教运动的目光不得不转向更为广阔的欧美大陆，“独自”肩负起佛化世界的重任。
“世界佛学苑”的创立是太虚大师世界佛教运动的高峰
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赴欧美弘法的高僧，这次弘法之行的最重要成果是“世界佛学苑”的发起成立。太虚大师的欧美弘法之行从1925年即筹备东亚佛教大会时就已开始准备。这年秋，大师从武昌佛学院挑选显教、满智等数位高材生，遣往庐山大林寺学习英语，培养弘法翻译人才。东亚佛教大会期间，德国驻日本大使索尔夫曾邀请大师赴德讲学弘法，并结识了后来任德国驻华公使的卜尔熙，这也为大师的西游弘法带来了便利。卜尔熙、蔡孑民、张君劢、胡适、程演生等纷纷介绍欧美友人，为大师提供帮助。值得一提的是，在《海潮音》的相关报道中，太虚大师使用的头衔仍是世界佛教联合会会长，这也表明大师此次西游弘法的主要目的。
1928年8月11日，太虚大师偕翻译郑太朴、赵寿人从上海出发，乘坐“安特雷朋号”轮船前往法国巴黎。途径香港、西贡、星洲、锡兰、埃及、马赛，于9月15日晨抵达巴黎。次日，大师访问中国驻法大使馆，发表题为《西来讲佛学之意趣》的演讲。他说，欧洲人所知道的佛学局限于小乘上座部巴利语系，而对大乘经典知之甚少，且欧洲有圣人之才而缺少圣人之道，中国有圣人之道而缺乏圣人之才，陈述了大乘佛法对于欧洲人的必要性。10月14日，大师应邀于东方博物院讲《佛学之源流及其新运动》。太虚大师向院长阿甘博士、法国著名印度学者希尔筏勒肥提议建立“世界佛学苑”，践行“昌明佛学，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慧，达成世界之安乐”的宗旨，并由他们二人邀集爱斯嘉拉、伯希和等10余名著名学者共同发起，商定在东方博物院设世界佛学苑巴黎通讯处。大师捐出5000法郎用作筹备之资。
10月23日，大师从巴黎抵达伦敦。先后参访中国驻英大使馆、大英博物馆等地。11月3日，经蔡孑民介绍，太虚大师还得以与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会面交谈，太虚大师向其介绍中国佛教，并论及佛法与哲学等话题。次日，大师参访了摩诃菩提学会伦敦分会，并勉励其努力发展为世界佛教联合之组织。5日，在伦敦佛教会筹设世界佛学苑伦敦通讯处。11月6日至次年1月28日，太虚大师先后访问了比利时、德国，至此，“世界佛学苑”已征得普鲁士教育部长伯克、柏林佛学会创立者泰恩凯等60余发起人。随后，大师经法国乘坐“亚美利加号”轮船前往美国。在美期间，大师曾在耶鲁大学发表讲演，参访了摩诃菩提学会纽约分会，并于芝加哥费尔特博物院设世界佛学苑美国通讯处。4月25日，太虚大师抵达日本，与老朋友佐伯定胤会面，大师邀请日本佛教联合会参与“世界佛学苑”之世界佛教新运动，佐氏婉拒了大师的请求，只是强调中日佛教亲善，并期望能够再次召开中日佛教徒大会。由此可见，两者在弘法理念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29日，大师还抵上海，西游弘法之行圆满。
回国后，太虚大师积极着手“世佛苑”的筹备工作。游化期间，大师曾致电武昌佛学院，要求在学院设立“世佛苑”筹备会，1930年5月，大师到北平弘法，和北平柏林寺住持台源法师、故友常惺法师谈及筹备“世佛苑”之事，台源法师表示愿意将柏林寺捐作苑址，“世佛苑”筹备处随之迁移至此。更重要的是，在“世佛苑”的建设理念上，太虚大师依据佛法“教、理、行、果”的大纲为“世佛苑”制订了一套系统的建设理论。从经典实物的收集整理、教义研究、修行实践到修证果位等，进行了系统详细的阐释。总而论之，“世佛苑”应担负四大使命：遗教之整理；学理之研究；道行之修习；效果之成就。
“遗教之整理”，即收集整理佛教典籍、文物、艺术、文献等，作为学习研究之准备。他说：“将世界各地的佛教，所有种种制度、寺院、佛像、经书等等，都能搜集整治到精确完美，以为人类研究佛教的共遵共信基础。”其下，设有法物馆和图书馆两个部门。1932年9月，太虚大师依托武昌佛学院设立“世界佛学苑图书馆”。1938年，因日寇入侵武汉而被迫停办。
“学理之研究”，即研究佛教教法之真实。“依教以研究其所诠之理”，“依教史和教法为根据，而究其所诠表之理”。太虚大师依据佛教几大语系传统，计划创设以研究巴利经典为中心锡兰文系学院、以华日大乘经典为中心的华日文系学院、以藏传经典为中心的西藏文系学院与以欧美佛教为中心的欧美文系学院。依此构想，1929年末，太虚大师到闽南佛学院，将之改组为“世佛苑”之华日文系学院。次年9月，经常惺法师提议，将北平柏林寺佛学研究社改组为柏林教理院，作“世佛苑”之华英文系学院，后因“九·一八事变”爆发，于1931年12月停办。
1932年8月，因获四川军阀刘湘等川渝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太虚大师在重庆缙云山缙云寺正式创建汉藏教理院，“世佛苑”之汉藏文系学院得以成立。但锡兰文系学院——巴利三藏院直至1945年春才于西安大兴善寺成立起来，大师任院长，不久改由法尊法师继任。巴利三藏院还计划从锡兰聘请精通巴利经典的教师授课，是年8月，法舫法师（以“世佛苑”秘书的名义）与锡兰摩诃菩提学会会长金刚智洽定，以太虚大师“世佛苑”苑长的名义，从该会交换得教授、学生各一名。太虚大师在《与康寄遥居士书》中兴奋地写道：“顷接法舫师来信说：半年后，已有一个锡兰教师和一个学僧可来，巴利三藏院不难名实相符了！”
因为战事及经费等原因，这些组织大多没运行多久就停办了，而唯有汉藏教理院在战火中艰难地存续下来，成为大师抗战时期推行世界佛教运动与佛教改革的“重镇”。
至于“世佛苑”体系中的“道行之修习”与“效果之成就”，则体现佛法终要落实于行证的实践精神，体现大师对学修并重、解行相资的重视。教理行果构成了世界佛学苑完整的理论系统。“世佛苑”的成立与理论构建是太虚大师世界佛教运动的最高成就。
然而，不得不承认，限于语言障碍，西方人对大乘佛法的陌生，以及对西方哲学、科学认识的欠缺，太虚大师在欧美的弘法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其言论也并未获得欧美人的广泛认同（特别是关于佛教与哲学、科学以及西方宗教的观点）。但是，太虚大师作为中国汉传佛教僧人，首次主动踏上欧美大陆宣教弘法，其意义本身是划时代的。
太虚大师与“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的因缘
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佛教联合组织，世界佛教徒联谊会1950年5月在锡兰成立，发起人锡兰著名佛教学者马拉拉·塞克拉博士担任首任会长，总部设在锡兰科伦坡。虽然，此时太虚大师已圆寂三年有余（1947年3月12日于上海玉佛寺圆寂），但大师与“世佛联”的成立却有着深厚的因缘。然而，回顾太虚大师世界佛教运动的历程可以发现，在其弘法足迹遍布的国家和地区，无处不在播撒佛教慈悲济世、平等包容的种子。赴欧美弘化时，他就曾勉励摩诃菩提学会伦敦分会和纽约分会发展为“世界佛教联合之组织”。此时，其正为创立“世佛苑”而游说奔波，太虚大师志愿之弘深可见于斯。在国内抗日局势危急之时，太虚大师曾于1939年11月率团出访缅甸、印度、锡兰、暹罗等国，以团结东南亚佛教徒，寻求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与支持。次年2月24日，大师抵达科伦坡，对锡兰进行了友好访问。期间，与全锡兰佛教会会长马拉拉·塞克拉博士结下深厚的友谊。太虚大师曾向其建议成立“世界佛教联合会”作为中锡佛教界联络的渠道，最终议定建立“中锡文化协会”进行联络，大师为此还向锡兰方面提供了一笔资助经费。1942年，太虚大师高足法舫法师受马拉拉博士之邀，到锡兰大学教学，后来还加入“锡兰摩诃菩提学会”。马拉拉博士曾找法舫法师协商“世佛联”创立事宜，并提出希望得到中国佛教界的支持。
太虚大师圆寂前一年（1946），马拉拉博士发表《世界佛教徒联盟》一文（法舫法师译为中文），特别回忆了太虚大师访锡期间提出成立“世界佛教联合会”的建议。他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计划”，认为大师比任何人有条件“主导”这一伟大的事业。文中提到：
在和他私人谈话的经过中，太虚大师显示在他的心中有一种比联络中锡的友善关系还更大的计划。……他（太虚大师）考虑着，决定把世界上佛教徒再集合起来，加强他们血族的同盟。使他们互相了解，促他们注意他们的伟大的历史，同时使他们发表宣传佛教于世界。当他说的时候，他的面孔上充满着热情和理想的光明，可以看见他的才能。这位中国佛教徒精神上的领袖，他拥有超过任何祖师的大量的信徒。所以，他——太虚大师，比任何其他的人有资格做这样的想象。
所以，连马拉拉博士自己也说，发起“世佛联”有受过太虚大师的启发。可见，“世佛联”的成立与太虚大师、法舫法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1950年，法舫法师还代表中国佛教界出席了“世佛联”的成立大会。之后，法舫法师专程前往东南亚国家宣传“世佛联”，团结当地佛教徒，他还写信给香港冯公夏居士，最终促成“世佛联”港澳分区总会于1952年10月成立，首任会长是太虚大师的弟子——印顺法师。相对“世佛联”的成立，太虚大师的世界佛教运动显得曲折坎坷、荆棘满途。印顺法师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佛教势衰力弱，无力主导这一运动。他说：“惟中国佛徒毫无组织，凭何与世界佛徒相联合？佛教未为社会中坚分子所重，佛化特区必难得政府容认，然则人间净土，从何着手建设？!”
与中国不同，锡兰却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佛教在国内具有最广泛的信仰基础，拥有全国性的团结的佛教联合组织，以及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局势。此外，“世佛联”虽是应世界佛教徒之共同心愿而产生，然而，马拉拉博士国际公认的佛学成就以及丰富的国际外交经验，使其拥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国际号召力，这也是“世佛联”诞生于锡兰的重要因缘。
在大师赴欧美弘法前，胡适曾写信给法师，劝他放弃演讲宣教的想法，而将欧美之行作为虚怀学习之旅。认为，不自兴中国佛教，而希望向欧美宣教的想法是盲目不切实际的。他在信中说：
佛教在中国已成强弩之末，仪式或尚存千万分之一二，而精神已完全没有了。……此时正是努力向国内做工作的时候，还不是拿什么“精神文明”向外国人宣传的时候。西洋民族文化之高、精神生活之注重、道德之进步，远非东方那班吃素念佛妄想“往生”的佛教徒所能梦见。……我很盼望先生……存一个虚怀求学的宗旨。……不但要观察教堂教会中的组织与社会服务，还要考察各国家庭、社会、法律、政治里的道德生活。
所以，没有先进文化制度、强盛国力以及佛教自我中兴的支撑，中国佛教走向世界、乃至联合全球佛教徒不过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也是太虚大师世界佛教运动屡屡受挫的根本原因所在。（文：陈长松来源：法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