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隰县千佛庵明清佛典调查记
发布时间：2024-06-01 04:09:16作者：佛缘网－－以明代万历北藏为中心党宝海 千佛庵坐落在山西隰县县城西北一华里处的凤凰山巅，寺院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前后开始募建，崇祯二年（1629年）创建正殿，崇祯十七年（1644年）大殿落成。但此时全部工程尚未结束，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工程暂时停顿下来。清顺治八年（1651年）至十三年（1656年）间，建设又重新开始，一些次要建筑陆续完工。这期间还完成了庵内各种塑像的塑绘。现在寺院的格局和一应设施就是在此时奠定的。① 寺院分为上下两层院落，下院的主体建筑为砖券无梁殿，上院为大雄宝殿和文殊、普贤两座配殿。大雄宝殿内是满堂精巧的木骨泥制悬塑造像，梁架彩画也富丽典雅，别具特色。清人称千佛庵为“负郭之第一胜刹”。该寺位于山顶，从山下上山的石阶要穿过一段人工开凿的山洞，洞口有门，题额为“道入西天”，“郡人因有‘小西天’之号”。②当时县城的南关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圣境寺”，寺内大殿也有精湛的悬塑，俗称“大西天”（今寺院已毁）。在隰县县城大、小西天一南一北，相映成趣。 由于这里精彩绝伦的彩绘悬塑艺术，千佛庵在1986年就被定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被列为国务院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久闻此处殊胜，1992年冬，笔者第一次到此地游览。在欣赏悬塑彩绘之余，听寺中僧人提到寺院中保存着一套完整的明代万历年间刊印的佛教大藏经（学界通常称之为“万历北藏”或“北藏万历续刻本”）。当时笔者对崇祯年间所建寺院藏有万历北藏心存疑惑，但并未过多留意。近年来笔者开始关注佛教史特别是佛经雕印史的研究工作，翻检新近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释家类·大藏》，并未提及隰县千佛庵对万历北藏的收藏。书中只提到了七家收藏单位，分别为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太原市崇善寺、安徽省九华山管理处、福建宁德县万寿禅寺、福建福州市鼓山涌泉寺、重庆市图书馆，所藏经书均为残本。③这里开列出的收藏单位显然是不完全的。④承友人见告，浙江省图书馆善本部就收藏着一套不完整的明万历北藏。⑤近来有报道说，在甘肃张掖市大佛寺发现了完整的原版明代北藏，报道没有明确提到寺中藏品是正统北藏还是万历北藏，但从文中提到的佛经卷帙数字来看，这部明代大藏经肯定也是残缺的。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对千佛庵所藏佛经做一较为详实的调查。1999年夏笔者利用日本学者小野玄妙校订的《大明北藏圣教目录》⑦，进行了实地调查。⑧ 一、大藏经简况 明万历北藏现存放于寺院下院东侧名为“半云轩”的经舍中。这是一幢面阔三间、进深一间的悬山顶房屋。有木门和铁栅两道房门，窗子都用铁栏加固。 房内有黑漆经橱十二个，北藏占用了其中的十一个。经橱高1.83米，宽1.34米，对开门，内分四层，每层放置经书八包，每包内有佛经两函，用千字文标号排列。每函一般有十卷经书，全橱总计可放经书三十二包，六十四函，六百四十卷。 佛经经帙用厚粗布包裹，布上大字墨书包内佛经的千字文号。包布通常染成明黄色，由于年深日久，颜色已经黯淡。从布面上的墨书布施题记来看，现在这批包布已非明代故物，而属清代⑨。 每包内有经书二函，函套外覆黄绢，函封左侧上端为蓝绢书签。墨印经名、卷数、千字文号。若数经同函则写明几经同函，不具体写出经名。函内佛经为经折装，每卷一册。经折的封面、封底皆覆以黄绢，封面正中有蓝绢墨印书签，标明经名、卷数、千字文号、第几册。从函套、经折的装祯来看，佛经显然得自于皇家。 每一函佛经的第一册都有明英宗正统皇帝御制诗和精美的扉画“释迦说法图”。御诗和扉画合刻在一纸上，折为六个半叶，第一个半叶为正统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正统皇帝（明英宗）御制诗碑。从“钜”字号《华严悬谈会玄记》到“史”字号《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共四十一函、四百一十卷为明神宗于万历十二年补入，这四十一函的御制诗的年代改作“大明万历七年六月吉旦”，诗的内容保持不变。大藏经每函第一册卷首的第二至六个半叶为“释迦说法图”，释迦牟尼佛端坐在正中，宝严螺髻，头部上宽下窄，肩宽腰细，着袒肩袈裟，手结说法印。图象具有明显的藏式风格。在佛陀的周围是缭绕的祥云和听法的各界神众。构图繁密，雕工细腻。每函佛经的最后一册末尾都有二纸，依次印有印经牌记和护法神韦陀立像。印经牌记上通常印有这样两行文字：“大明万历戊戌年七月吉日奉／旨印造施行”（笔者按，万历戊戌年为万历二十六年即公元1598年。下文中为书写方便，一律用“/”表示换行）。也有些牌记中间留出空白，供印经功德主书填姓名（详见下文）。 佛经正文用白连纸印造，每纸长64厘米，高35厘米，版心高27厘米。上下双边，系外粗内细的子母栏。每纸共印经文二十五行，行距约1厘米，每行十七字，每字约1厘米见方，文字中间无句读。一纸四折，折成五个半叶，每半叶有经文五行。刻字疏朗端丽，纸质洁白，墨迹如新。历三百余年还保存得这样好，实属罕见。 藏经使用的绢、纸、墨与明代文献的记载是一致的。明崇祯年间宦官刘若愚曾详细记载了印造万历北藏所需要的原料。现征引如下：⑩ “佛经一藏,计六百七十八函，十八万八十二叶，共用白连纸四万五千二十三张，蓝绢二百五十三匹七尺四寸，黄绢廿六匹二丈四尺一寸（每匹长三丈二尺棗原注）。黄毛边纸五百七十张，蓝毛边纸四千九百十二张，黄连四纸三百四十七张，白户油纸一万八千九十五张，黑墨二百八十六斤八两，白面一千二百二十五斤，白矾四十五斤。” 千佛庵大藏经所用原料不外乎就是这些东西。 笔者根据《大明北藏圣教目录》对“半云轩”经舍内的大藏经逐函作了点验。这里的佛经确为万历年间续刻本北藏，起“天”字号《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终“史”字号《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万历北藏共计678函（内有佛经目录1函，佛经正文实为677函），6771卷。笔者对千佛庵藏经点验的结果是“漆”函《佛吉神德赞》等十种佛经全缺，“别”函《善见毗婆沙律》仅存第三册卷十三和第五册卷十五残本。某些字号的个别经册损坏比较严重，作过不同程度的补抄。大体来看，千佛庵现存明万历北藏为676函6752卷。 由于笔者所知国内关于万历北藏收藏的情况有限，仅能以手头拥有的一些资料作一比较。据上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国内见诸著录的七家收藏单位均无全藏。浙江图书馆所藏万历北藏也严重残缺，有二十个字号全缺，一百个字号不完整。相对而言，在这座吕梁山区寺院中保存的这部比较完好的大藏经实不多见。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这部大藏经中很偶然地发现了一册错装本佛经。“合”字号为《景德传灯录》卷一到卷十。在第一册卷首是扉画和御制诗。但它和其他各本图案与诗句均不相同。首先，其他各册均为一纸六个半叶，先诗后图，而此本则为一纸八个半叶，先图后诗；其次，御制诗的内容明显不同；第三，其他各册扉画均为“释迦说法图”，而此本则为道教三清及诸圣像。经笔者对勘，这里的诗和画与正统年间刊刻的道藏诗画完全相同。B11很显然，在明代工匠装订佛经的过程中，误把道藏卷首扉画装入佛藏之中。这在官版藏经的印制史上是很少见的。同时，它也提示我们去注意明代经厂的生产活动。明皇室为了积聚功德，大量印刷佛藏、道藏，而具体承担这一职责的则是设置在禁内的经厂。B12由于佛藏、道藏都在这里印制，才会发生这样的错误。有趣的是，在邻国日本收藏着两部《正统道藏》，其刊印的年代、月份与千佛庵所藏万历北藏的刊印时间完全相同，B13这进一步为我们的推测提供了旁证：在两部藏经同时印制的情况下，发生装祯错误完全可能。 二、大藏经的来历 笔者最初对千佛庵的明代藏经留下印象，是由于建寺年代和佛经刊印年代的时间差所引起的困惑。经过本次调查，这个疑问得到了解决。 “半云轩”经舍内正对着屋门的，是一个镶嵌着玻璃的矮经橱，里面展示着经折装万历北藏“天”字号《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第一卷的卷首部分，由两纸粘连而成，两纸之后才是佛经的正文。第一纸为正统皇帝御制诗碑和“释迦说法图”。第二纸折成四个半叶，上面印有万历皇帝赐经所颁圣谕。这对于我们认识千佛庵藏经的来历极为重要，全文抄录如下： “皇帝敕谕圣境寺住持及僧众人等／朕惟佛氏之教具在经典用以化／导善类觉悟群迷于护国佑民不／为无助兹者／圣母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命工刊印／续入藏经四十一函并旧刻藏经／六百三十七函通行颁布本寺尔／等务须庄严持诵尊奉珍藏不许／诸色人等故行亵玩致有遗失损／坏特赐护持以垂永久钦哉故谕／大明万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其中第一、第五行因提及皇帝、皇太后而抬头顶格刻印，第一行“圣境”二字系手书楷体小字，填在版刻特意留下的空白处，并不是印刷的文字。 这段颁经圣谕明确解答了千佛庵万历北藏的来源问题：其为万历皇帝御赐。我们注意到此处诏谕的年代与佛经各处所见印经牌记上的万历戊戌年即万历二十六年不同。笔者认为，佛经印制的年代应在万历二十六年，而不是万历十二年。大藏经卷首谕旨使用的仍是万历北藏初刻时的印版，只要用墨笔在特意留出的空白处书填一下受赐寺院的名称即可，所以经书上还保留着佛经初刻时的年代。而佛经每函卷尾的刊经牌记则必须使用新的刻板，以便正确记载刊印这部大藏经的具体年代。因此牌记上的纪年才是可信的。千佛庵万历北藏应印制于万历二十六年（戊戌年，公元1598年）。 由万历谕旨可以看出，这部藏经原为隰县县城南关圣境寺所有。清人的记载也证实了这一点，道光二十七年《重修藏经殿观音堂人祖庙记》写道：“（圣境寺）其释典颁于明万历年间，共计六百七十八函，特赐护持，由来已久。”B14这也说明直到清代后期大藏经仍藏于圣境寺。后来由于圣境寺的衰败，经书才几经辗转移归西郊凤凰山巅的千佛庵。承千佛庵长老性堂法师见告，至迟在民国时期万历北藏已成为隰县僧众的共有经籍，并形成了每隔三年大藏经在隰县各主要寺院中流通一次、循环供养的定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藏经正传到千佛庵。由于宗教政策和各寺院的境况发生变化，大藏经从那以后就不再转移，固定存放在千佛庵了。“文革”期间千佛庵也受到冲击，性堂法师和杨成孔居士冒险将藏经辗转隐藏到各处，成功地躲过了那场浩劫。如果没有他们两人的保护，这部万历北藏很难保存到今天。 从万历皇帝的圣谕来看，大藏经是由皇帝颁赐的。但这显然未能提供足够的细节。 照一般的说法，北藏很少下赐，获赐此经的寺院皆为有特殊背景或有雄厚经济实力和 广泛社会影响的大寺院。B15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情况的确如此。笔者选北京、五台山、九华山三地的受赐寺院列表加以说明： 表1 时间地点详细情况资料来源 万历十一年四月B16北京二圣庙（明）范榜《宛署杂识》，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221页。 万历十三年五台山敕造大藏经，布诸天下名山，用充化宝，各有敕旨护持，五台有二藏焉。（明）释镇澄《清凉山志》，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版，135页。 万历十八年八月北京万佛寺书中载有颁经圣谕，除寺名外，文字与圣境寺同。《宛署杂识》，221页。 万历二十年四月北京翠峰庵《宛署杂识》，221页。 万历二十七年春三月五台山大护国文殊寺遣御马监太监王忠，赍送佛大藏经一藏於狮子窝。有颁经圣谕，文字与圣境寺者不同B17。《清凉山志》，135页。 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安徽九华山地藏寺现在尚存颁经圣谕，除寺名、送经宦官名衔外，文字与五台山大护国文殊寺者全同B18。《佛教胜地九华山》，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7页。 万历二十七年夏五月五台山中台仍遣太监王忠赍送佛大藏经一藏安于中台。《清凉山志》，135页。 万历二十七年夏六月五台山北台仍遣太监王忠赍一藏安置北台。《清凉山志》，135页。 万历二十八年夏四月五台山其余三台遣太监王忠赍送佛经三藏安置余三台，普山饭僧。自是台山钦赐藏经凡有六藏，皆有圣谕护持，用充化宝，开觉生民。《清凉山志》，136页。 从上表的情况来看，得到赐经的多为地方名寺或京郊大寺。那么，山西隰县（明代称“隰州”）圣境寺是怎样得到这部经书的呢？以下笔者就调查所得，介绍三点情况。 首先，隰州圣境寺虽然现今不存，但当年却是名副其实的河东巨刹，“结构宏敞，规模宏伟。前有东岳行宫，后有诸佛宝殿。其朱幡华盖，碧马金轮，绘塑之盛，称巨观焉”。B19从时人的记载来看，该寺的建筑有东岳行宫、诸佛宝殿、东西十王殿、三圣庙、观音堂、人祖庙、藏经殿、东西角楼、钟鼓楼等B20。自嘉庆以来因年久失修，日渐破败。建国后这里改做师范学校，“文革”期间寺院建筑的绝大部分都拆除了。据老人们回忆，破败的圣境寺仍有很大的规模，占地达一百余亩，大小建筑众多，而且殿中也有精湛的彩绘和悬塑，其工艺之高超不在千佛庵之下。笔者曾到县城南关隰县师范原圣境寺故址踏勘，今天颇具规模的隰县师范相当于原来圣境寺的一部分，寺院的旧房屋只剩下唯一的一座歇山顶小配殿，但通过它我们仍能想象到当年圣境寺建筑的工巧与规模。殿前的两棵古木是寺院古老历史的活的见证。总体上看，明代圣境寺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和足够的名声来安置皇家大藏经。 第二、大藏经是怎样由皇家经厂请至圣境寺来的？通过对佛经本身的查检，我们发现了问题的答案。在很多佛经每函最后一卷的末尾或印经牌记的中间空白处，常有印经功德主的墨书题记，这对于我们研究圣境寺万历北藏的来源至关重要。笔者抽检了其中一部分佛经，得到相当数量的题记，现列表如下： 表2 千字文号、册号经名卷数题记内容 天十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十发心造藏都功德主胡廷有室人周氏B21 玄十大般若波罗密多经三十汾州府临石县关厢里张家庄／发心造藏都功德主胡廷有／室人周氏（笔者按：“室人周氏”四字另起一行，与“胡廷有”三字并列）。B22 河十光赞般若波罗密经十施财致仕官李科室人曹氏男李茂梅、松、园、桂共承 翔十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密多经一施财生员张重蔚室人王氏保佑男张粉获、永宁、女张眼女 守十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五十穆世宜一部 二十同上七十信官王永会承一部 京十阿毗昙毗婆沙论八十信士王思武下一卷 泾二阿毗达摩顺正理论七十二信士常汝成二卷 泾六同上七十六信士李邦阳中四卷 泾七同上七十七信士任思成下一卷 泾八同上七十八信士李朝聪下一卷 泾十同上八十信士张廷右下二卷 辅十慈悲水忏法三施财信士李汝爱承经一部 合十景德传灯录十施财信士真顺一部 弱十景德传灯录三十施财信士张宅左氏一部 扶十宗门统要续集九信士净宣二卷 倾八宗门统要续集十七施财信士真NB32D八卷 倾十宗门统要续集十九信士真建二卷 武十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三十施财信士理冬下五卷 俊十天目中峰和尚广录二十施财信士玄资下二卷 义十天目中峰和尚广录三十信士闰春五卷 由于时间紧迫，笔者对佛经题记的调查只能采用随机抽取的方法，但从上表的题记我们已经不难看出圣境寺万历北藏的来历。这部大藏经是由僧俗大量施主布施请印的，而请印佛经的倡议和组织者则是汾州府临石县关厢里张家庄胡廷有及其妻子周氏，B23他们作为发心造藏都功德主，不但布施了整部《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六百卷，还广为募化，发动各界的力量，包括男众、女众、在职官员、致仕官员、生员、僧人，乃至仅能布施一卷经书的普通百姓。正是靠社会各界的力量，才能凑足请印佛经所需的财力。这也说明，所谓皇帝颁赐藏经，仍需要付出相应的金钱。 笔者尚未查得官方所规定的请印万历北藏需交纳的金额，但我们从明南藏的《请经条例》可以略见一斑。明南藏于永乐元年开雕，由“天”字号到“石”字号，共六百三十六函，藏版于金陵天禧寺内。万历年间重雕板木，并规定了印经费用，允许僧俗请印。根据用纸和装祯方法的不同，价格分为九等。上等用连史纸、中等公单纸、下等扛连纸。其装祯也分为金花缎、金花绫、金黄绢等三种。第一等用良质连史纸，上下表纸和经帙全用缎子装裱，一藏需银二百八十九两。最下等用扛连纸，上下表纸为纸制，帙则以绢裱装，一藏需银六十四两。造经以三个月为期限，请经者留住之实际用费另计，并征收板头钱十二两。B24 从印造明南藏的费用来看，价格颇为不扉。那么，请印卷帙更多、深藏宫禁的万历北藏，其费用更在南藏之上。所以，必须广泛发动，多方征集资财，才能完成为隰州圣境寺请印大藏经的功德。 第三、万历北藏所反映的民间信仰问题。汾州府临石县（即灵石县）与平阳府隰州并不相邻，由此可见隰州圣境寺的影响之广远。另外，从施主的数量及其社会阶层的分布来看，我们能够认识到明代后期功德思想在民间的深刻影响。从现今保存的佛经实物来看，自宋代以来，山西民间刊印了大量各种佛教典籍。其中最重要的是金代大定十三年（公元1173年）由潞州地方官员之女崔法珍为首刊刻完成的大藏经。举世闻名的赵城金藏就是这部大藏经的补雕本。当时为了刊刻这部经书，官员、城乡居民、僧众同心协力，凑集钱财，“有资产者每以一人输财至数千贯，刻经至数十卷，无余蓄者则施树、施骡、施布，倾其所有”。例如“解州安邑县三路李村男弟子马福昌，并弟小马全，同发愿心，舍自己家生骡一头，施与本寺雕大藏经七卷。”B25他们对佛法如此虔诚，是与佛教的功德思想密不可分的。而这种思想的影响在四百多年后的明代晋中地区依然强固地存在着。 三、明清零本佛经 在对万历北藏进行调查的同时，笔者发现了一些明清零本佛经。除了文物价值之外，它们对于佛教史和印刷史的研究也有一定意义，在这里一并介绍。 嘉靖年间刊《大方便佛报恩经》零本，经书一纸五个半叶，每半叶五行，每行十五字，上下双边子母栏，有句读。该经卷首为一纸六折，第一个半叶为御制诗和刊经记，刊经记比较重要，录文如下：“永乐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施 嘉靖二十六年河东王长子新土贵重刊”。第二至六个半叶为释迦说法扉画，图案明显具有藏传佛教图像的风格，但与北藏不同。经书第三卷后的刊经牌记上写着：“山西晋府典膳邢钦上同／母苗氏发心刊造此报恩经第三卷功德伏愿生生见佛世世闻／经凡向二六时中仰仗诸佛护佑者矣／嘉靖二十年八月十五日谨施”。第四卷卷尾刊经牌记为：“山西太原府在城居奉／佛弟子信士宋儒同缘闫氏共发诚心刊斯经功德伏愿生生／见佛世世闻经凡向时中吉祥如意者矣／嘉靖二十年八月十五日谨施”。第五卷卷尾有刊经牌记，文字为：“山西太原府在城崇善寺总督住山清润延庆寺住持德玄德忍徐沟／县僧普乘刊梓此经功德伏愿生生见佛世世闻经讲道无魔成佛有分者矣／嘉靖二十年八月十五日谨施”。由此可知，刊印此经的资金筹措工作早在嘉靖二十年就已经开始了，六年后正式雕版刊行。 隆庆年间刊《慈悲道场忏法》零本。一纸五个半叶，半叶五行，行十五字，子母栏，有句读。卷一后有刊经牌记：“山西潞州府沈府沈阳中护卫右千户所军余信士陈增／并潞城县黄碾里信士善人史廷保／同发良心喜舍己资重刊／梁皇赦罪宝忏首之一卷愿祈／佛日增辉法轮常转者矣／隆庆元年仲秋八月吉日刊”。牌记前另有淡墨题记三行：“路城县曹一品／现堂母陈氏／造经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