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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胜寺与赵城金藏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发布时间:2024-05-22 04:07:31作者:佛缘网
广胜寺与赵城金藏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上寺建于霍山南麓之巅,与下寺遥相呼应,相距里许,高差约百余米。寺院依山而建,三进院落,沿中轴线往北,一进院落由山门、飞虹塔、弥陀殿组成;二进院落由大雄宝殿、东西厢房、廊庑组成;三进院落由毗卢殿、地藏殿、观音殿组成。飞虹塔在寺内原阿育王塔旧址上重建,这种将塔布置在中轴线前端的布局,是汉唐以来固有的布局方式。

下寺创建于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坐北面南,东依霍山,南临霍泉,西与水神庙相邻。下寺为二进院落布局,中轴线上建有山门,前殿和后殿,主要建筑物为元代重建。建筑群呈前低后高之势。

水神庙位于下寺西侧,是祀奉水神明应王的风俗性祭祀神庙,霍泉紧临下寺,位于寺院山门之南,始建于唐代,是霍泉水神的祀祠,因庙内供奉明应王,所以也称明应王庙。水神庙现存建筑为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重修。水神庙由海场、分水亭组成。海场为水源池塘,源头围护其中,面积约1000平方米,海场边建有分水亭,亭下用铁栅分隔十孔,是洪洞、赵城两县“三七分水”的遗迹。

广大于天,名胜于世

广胜寺从建寺以来,几毁几建,历尽磨难,但是越建越美,名声远播,不负胜名。

“天下名山僧占多”,但是一座寺院有幸建在“五嶽五镇”之上的为数不多。从全国五大镇而言,法云寺建于东镇沂山,法门寺建于西镇吴山,香炉峰寺建于南镇会稽山,青岩寺建于北镇医巫闾山,广胜寺建于中镇霍山。五大镇山上的寺院中又数广胜寺和法门寺有名,他们是中国十九座阿育王塔院之中的两座。广胜寺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安置佛指舍利而驰名。据佛教内典记载,20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灭度后,印度阿育王为了弘扬佛法送舍利于南阎浮提。凡得舍利处皆建塔供养,中国有十九处,广胜寺因塔而置寺,原名阿育王塔院,佛骨宝塔,等级之高,绝无仅有。一九八六年法门寺塔下地宫中,四枚佛指舍利及大量供养佛指舍利的法物宝器重现,我省应县木塔以及南京等几处重要佛教圣地相继挖出佛教世界的最高圣物,从这些迹象表明,广胜寺也很有可能,有一天从地中涌出宝龛,伴随着佛祖真身光照人间。

背山面河,占尽山水

广胜寺名不虚传,不仅建在名山之上,而且建在名泉之边,背霍面汾,山清水秀。霍太山人称“太岳”,古为“中镇”,是全国的十大名山。霍泉俗称海场,是三晋的名泉大泉,浇灌着周围的近十万亩农田,地处北国,景胜江南。明代林仲猷(YOU)的“广胜寺传”描绘的就很迷人。

“寺古前朝建,山灵历代传。

插天千尺塔,涌地万重泉。

松老栖云鹳,僧闲种水田。

簿书忙里度,暂得听谭元。”

给我们把明代时期的广胜寺景色描绘得出神入化。我们现在到洪洞旅游,一进入洪洞县境,东望霍山,巍峨高峻,如幛如屏;西眺汾河,如带如襟;近观霍池,清澈见底,如镜如盆。加之琉璃宝塔高耸入云,佛殿禅房,映在苍松翠柏丛中。绿荫浮殿阁,碧水近楼台。天地山水浑然一体,晨钟暮鼓清净参禅,形成了一种天地山水的神秘灵气,让人心驰神往。

从唐宋以来,许多文人墨客,达官贵人在广胜寺留下了不少赞美广胜寺的文章和诗词,让我们可以想象一千多年以来广胜寺山水美景的往日风采。唐代李端就对霍泉作过如下描述:

“碧水映丹霞,濺濺度浅沙。

暗通山下草,流出洞中花。

素色和云路,喧声绕石斜。

明朝更寻去,应到阮郎家。”

看来唐代人已经意识到霍泉是从霍太山的岩溶洞内出来的泉水,直至清代广胜寺的风景依然秀丽,周鸣凤的泳霍泉诗为证:

夕阳亭上说观澜,古洞年年响急湍。

影漾浮云窥雁过,光摇明月照龙蟠。

冲风浪涌桃花碎,带雨声池竹箭寒。

此去仙源应有路,临流未免忙渔竿。

那时依然是一片水田泽国的光景。

佛教文化,博大精深

宗教是一种思想,文化是一种哲学,是对物质、精神世界的主动探索与思考。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一直对人们的思想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广胜寺作为域内的佛教重镇,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广胜寺有着深厚完美的佛教文化,而不仅仅是寺院的宏大,山水的秀丽,建筑的精美。佛教发源于印度,在1800多年以前传入中国不久,广胜寺就成为中国当时为数不多的佛教寺院,汉、唐、宋、金、元、明、清各个朝代广胜寺几兴几毁,生死涅槃,修成正果,成为一座具有独特风格的著名寺院,不仅形成了深厚的佛教文化,而且积累了精深的佛教艺术。

广胜寺在佛教属于禅宗中的曹洞宗,是座有名的禅寺。禅宗是隋唐众多佛教宗派中的一派,是纯粹汉地佛教的产物,它倡议用禅宗涵盖佛教的全部修习。禅宗的创始人是印度人菩提达摩,他从印度南部来到北魏,提出新的禅宗方式,创立了禅宗。禅宗的重要著作是《坛经》,主体内容是慧能在韶州大梵寺的说法汇集。《楞伽经》、《金刚经》、《大乘起信经》等,都曾对禅宗的形成产生过影响。禅宗的基本主旨认为心性本觉、佛性本有,强调不立文字,顿悟成佛。“顿悟成佛”加快了成佛的步伐和进程,否定打坐参禅的同时扩大了禅的范围。慧能的顿悟成佛说,为世人指出了一条便捷的成佛路径,反映了宗教改革面向社会的又一探索。它既迎合了新兴士大夫集团的宗教要求,同时又为广大劳苦民众提供了信佛的方便之门。

广胜寺作为禅宗的一个重要寺院在佛教国化的过程中,使禅林制度与中国的农耕社会进一步协调,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

广胜寺的佛教文化非常丰富,寺、塔、佛画、藏经、佛像、建筑都渗透着它深奥又神秘的佛教内容。比如在广胜寺毗卢殿北壁绘有一幅十二圆觉像的巨幅壁画,我们从这一幅壁画就可以看出广胜寺佛教文化的深厚。十二圆觉是反映佛祖与文殊等十二位菩萨之间关于圆觉法门对话的一幅图画,是为了解说《圆觉经》依次宣讲圆觉的义理和观行的一个重大场面。《圆觉经》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之一,全名《大方广圆觉经》,此经在《开元释教录》中被列为大乘“修多罗藏”,后收入华严部,是唐宋以来天台宗、贤首宗、禅宗等盛行讲习的经典。《圆觉纪略说》认为:“圆觉经是义经,这是可以彻底解决人生痛苦烦恼的经典,这是指引如何修行成佛的经典。南怀瑾先生认为:只有看懂了经中十二位菩萨的排列,才有资格或研究《圆觉经》,因为经中的十二位菩萨各有不同的表相,也代表着十二种法门。《圆觉经》的主要内容分为十二章,文殊章是此经的宗旨,以下各章即说其观行。比如第一位是文殊师力菩萨代表智慧成就,悟了道智慧成就以后,就要起“行”。光想自己入修,不入世,不修菩萨行,那是不对的。理入智慧成就以后,就需入世修菩萨行。所以第二位便是大行大源普贤菩萨。入世需手眼通天,手是手段方便,眼是智慧方便,所谓“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这就是普贤菩萨的道理。《圆觉经》中普贤之后是金刚菩萨,再后是弥勒菩萨……①。这十二位菩萨的排列可以看出,前四位菩萨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法门。五至八位菩萨是大乘渐修法门。后四位菩萨是告诉我们渐修法门的入手方法,也就是如何才能从渐修法门入手,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法门。广胜寺的这幅壁画,把千古以来,为无数人着迷的《圆觉经》,用生动形象的佛像造型衍释的尽善尽美。看着壁画,读《圆觉经》让人心动,让人神往,经文与壁画相得益彰,让人在似懂非懂、有得无得之间,越是参悟,越是意味深长。

广胜寺是一座佛教寺院,但是它又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合得天衣无缝。比如水神庙是一座中国传统的水神神庙,但是多少年来一直由广胜寺管理。在广胜寺上寺韦驮殿内就有三教并尊的塑像,佛教释迦牟尼,道教老子,儒教孔子三尊神像列坐龛上,故又称“三教殿”。 广胜寺的构成很丰富,它们以佛为主,又兼顾儒道,特别是与广大人民的世俗生活结合得很好。

寺庙建筑,鬼斧神工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石头的史诗,艺术的载体,是一种集建筑结构、造型、彩绘、壁画、雕塑等于一身的艺术形式。”广胜寺始于汉代,兴于唐朝,金毁于兵,元坏于震,但是在几毁几建的过程中,浴火重生,形成了既有唐宋遗风,又有金元特色的建筑风格。辽金元时期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梁架结构多数采用“减柱法”,在建筑结构方面,采用移柱或减柱的方法扩大殿堂的使用空间,大量使用大额枋构架,自然材和弯材,建筑外观呈现出粗狂的气势。广胜寺上寺弥陀殿,毗卢殿以及下寺前殿,水神殿等均采用元代营造法式。比如毗卢殿,面宽五间,进深四间,单檐原殿顶。殿前没有低矮的月台,后墙紧依山石,殿前檐背隔扇门窗,其中明间格扇和横披上镂雕着由六种圆形和对角相交的棂花,工艺十分精美。殿平面采用减柱和移柱营造,将大殿的内柱减至四根,营造出宽阔的礼佛空间。内柱不设在明间两侧,而设在次间中线上,由于内柱的移动,梁架发生相应的变化,前后内柱上设置了长达三间的大内额和由额一道,两山使用大爬梁,结构奇特,用材粗狂,是元代建筑艺术富有成就的实例②。下寺的前殿为元代建筑,明成化八年(1472年)重建。殿阔五间,进深三间,单檐是山顶。殿内彻上露明造,平面采用减柱法,殿内仅用明间后檐两根金柱,其余全部减去,梁架使用大爬梁,改变了由平直梁栿承重的结构方式。构造奇特设计精巧,是前所未有的大胆创新,为元代山西地方手法杰作③。广胜寺各主要殿堂的这种营造方式大大改进了我国寺庙建筑中单间单柱的格局,拓宽了殿内的活动空间,不仅满足了礼佛、参禅、诵经、祭祀的需要,而且突出了殿内塑像、壁画的佛教艺术效果,使建筑结构的有限空间与无限空间的有机结合,营造出强烈的宗教氛围。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山西数次考查,并完成了《营造法式》这部巨著。1937年梁思成夫妇曾在广胜寺对上寺、下寺、水神庙及飞虹塔的建筑结构作过认真的考查,对飞虹塔的转身台阶,以及广胜寺的梁架结构等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世人只知广胜寺的藏经之可贵,不知广胜寺建筑之奇特。

琉璃宝塔,举世无双

佛塔也称作“浮图”,又作“佛图”、“浮屠”,是佛陀的一种音译。佛塔原本是为了安置佛陀舍利等物,而以砖等构造的建筑物。“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句中的浮图即是指佛塔。《法华义髓》说:凡有佛陀舍利者,称为塔;无佛陀舍利者,称为支提。广胜寺飞虹塔原名阿育王塔,是有佛陀舍利的宝塔。我国古代并没有塔这个字,也没有塔这种建筑。塔的起因是印度舍卫国的给孤独居士为尊奉佛陀,以巨金购买祗陀太子之园,请佛常年说法。他向世尊索取爪、发,起塔供养,为印度造塔之始,之后阿育王取佛舍利在各地建立了八万四千个宝塔。现在山西覆钵式大塔中之砖塔,相传即是阿育王所造之塔。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佛寺、佛塔的建筑也落地生根,融合了中国建筑的艺术,更加发扬光大。比如洪洞境内就有石塔、砖塔、琉璃塔。广胜寺飞虹塔是一座琉璃古塔,建造于东汉,原名阿育王塔,后来因年久失修,不知什么时候就塌溃了。后来到南北朝时期,周武帝(北朝)保定三年(公元563年),有位正觉和尚,路过赵城要去五台山朝拜,发现这里原来早有过一座舍利宝塔,于是发誓要创建佛塔。几经周折,直到唐肃宗时期,才将这座塔建成。元代佛塔又毁于地震。明正德年间,广胜寺有一位高僧达连和尚,不甘于名塔的毁坏,遂立誓重修,他募化四方,又得到乐善好施的明晋王资助,于正德十年(1515年)开始兴建,历时12年,到嘉靖六年(1527年)落成。因达连和尚法号飞虹,世人感其修塔功德,遂改名曰飞虹塔。

飞虹塔的塔底平面呈八角型,周长136米,塔身13层,通高47.31米,比开封佑国寺塔略低,为全国琉璃塔中的第二高塔。明天启二年(公元1662年),有一位叫大会的僧人到广胜寺讲经说法,深恐风雨侵蚀塔基,率众人用四年时间,增修了底层回廊。南面入口为二层十字歇顶的抱厦,塔身二层以上,外表全部镶嵌着蓝、绿、黄、白、黑五彩琉璃雕饰。有斗拱、枋、额、角柱、望柱、莲花、塔龛、佛、菩萨、罗汉、金刚力士、花卉、鸟兽等动作飞行图案花纹,形式多样,色彩斑斓。每层八面,层层各异,面面不同。装饰图案每层一个主题,从天宫殿宇,楼台亭阁,到瑞兽麒麟,飞龙舞凤,使一座佛塔,形成了一个佛的世界。整个宝塔的各个雕饰、造像均精美至极,每一个细部都不失为一件珍贵的艺术品。整个佛塔,远观巍峨挺拔,秀峻入云,近看如入佛国,引人入胜。但是一座几十米的高塔,很难仔细仰望上边的各个层面的细节。洪洞摄影协会段建武先生也拍摄了几近完美的许多照片,为世人参仰提供了方便。新华社摄影记者马毅敏先生的《中国广胜寺》摄影集,让人大开眼界,大饱眼福,越看越觉得飞虹塔真是太神奇、太伟大了。马毅敏先生用十几年的时间,不避寒暑,不畏辛劳,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光线下,把飞虹塔每一层的细节、每个佛像、每个图案几乎全部拍了下来,使我们可以从零距离地礼佛,从零距离品味那些飞龙、走兽,进入每一个佛龛,看得入神之后,你会觉得自己不是在画册中,而是进入了一个仙境的佛国世界和艺术之林。

元明壁画,华夏瑰宝

广胜寺的另一大珍宝是它保留有415平方米元明时期的壁画。在历史上平阳大地民间书画,一直蜚声华夏,在民间亦有不少顶级的绘画艺人。他们把佛教的佛像以及佛教艺术与中国的美术、雕塑艺术结合起来,吸收融合和创造,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绘画风格,显示出了极高的艺术水平。这些壁画本是佛教徒崇敬礼拜的对象,塑造佛的形象,将佛的故事用画的形式表现出来,是为了宣扬佛教教义,便于佛教徒的宗教修行实践。所以这些壁画又必须具有高深的佛教理论,对佛的艺术能够心领神会。广胜寺上寺、下寺及水神庙的壁画题材之丰富,画技之精湛,功力之纯青,施色之考究,堪称元代佛教壁画的艺术瑰宝。

上寺中保存完整、最具价值的是毗卢殿后墙所绘的弥陀佛和十二圆觉菩萨像。壁画长11.08米,宽3.8米,占据了毗卢殿的整个后墙。场面恢宏开阔,色彩绚丽典雅,造型超然飘逸,神情柔丽慈祥,服饰华丽精美,衣纹婉转流畅。壁画题记中,为赵城(即今洪洞)河西霍泽乡石明里杨氏,众画匠于明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所绘。

下寺后殿,亦称大雄宝殿,重建于元武宗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是一座面阔七间的大殿,宽宏伟严,气势豪迈。殿内主像三世佛,中尊毗卢佛,东为大遮那佛,西为释迦佛,毗卢佛前有胁侍菩萨,三世佛两侧则分别是文殊和普贤菩萨。文殊、普贤所骑狮象均作卧姿别具一格。殿内四壁原绘有佛、菩萨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图。壁画精美,色泽富丽,价值连城,均系元至大二年的作品,遗憾的是在1929年2月,该壁画由当时的赵城县长批准,由下寺住持贞达和尚伙同几位乡绅将壁画剥离,以1600元银元售给了文物贩子,致使这一珍贵的文物,经多手转卖,最后流失国外,现陈列于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民国时期国弱民穷,战乱频仍,寺院朝不保夕,加上地方官员的无知无能,是这一国宝流失海外的主要原因,真是可悲!可恨!可叹!目前下寺仍保存着以奇文怪事记载着当年这种无知、无能和遗憾千古的丑事碑刻,让后人去评说。

水神庙明应王殿内四壁布满元代壁画,作为一种地方水神的祭祀庙宇,绘画风格和内容又是一种格调。这些壁画,描绘的是宫廷生活和市井百态,多为民俗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元明时代的社会生活,尤为可贵。

水神庙的壁画总面积220平方米,为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当地民间画师所绘,主要有:

祈雨图:位于庙的西壁,为南霍渠受益户集资绘制,画的是地方遇旱,官员向水神祭祀祈求下雨的场景。明应王端坐中央,威严高大,如帝王一样,四周侍卫宫娥,下边一位地方官吏手持笏板,跪伏在地,祈求水神普降甘霖。整个画面宽广宏大,人物众多,十分生动。

打球图:位于西壁北上端,画面有两位神在打球,另两位神作裁判。打球的神手里各拿一棍,地下挖个坑,把球打进坑内算赢。这是我国关于捶丸运动最早的图画记载。从画面场景来看,与当今世界上的高尔夫球运动相似。看来在中国古代,有钱阶层很早就在玩这种高消费的贵族运动。

对弈图:绘于明应王西壁北侧。画面中所表现的是700多年前两位官员在下象棋。

降雨图:绘于东壁为北霍渠受益户集资而绘。构图与西壁的祈雨图相似,画着水神明应王像,旁列文武官员、男女宾御。上部绘有呼风唤雨的雷公、电母、龙王及水神,诸水神通过龙口把雨降落到人间。

卖鱼图:绘于明应王殿东壁北下角,画面为内厅的司,画面左边绘有一方案,陈列着坛、罐、盆、碗、酒具,桌下置一方斗,斗中盛着瓜果鲜食,五个府内食官似乎在准备宴席。一卖鱼老翁,手伸二指,一幅哀求的表情,提鱼的官吏手指压秤,俩人好像在争辩着斤两或价钱,整个画面五个人物非常传神。

尚食图:绘于北神庙殿北神龛东侧。画面上膳房里有九位侍女,各司其职,有的浇水,有的捧壶,有的提壶,有的执扇,有的拿着食物,进进出出。从图中可以看出700多年以前洪洞赵城一带已经使用煤炭火炉了。

尚宝图:绘于殿北壁神龛西侧。画面似乎是宫内在整理或清点各类宝物和贡品,使各就其位。桌子上摆放着灵芝、宝瓶、铜鼎等,桌下一方斗内放着一些似乎不太重要的东西。

杂剧图:绘于明应王殿东壁东侧。是水神庙中比较重要的一副壁画,全名为《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做场》,这是目前我国研究戏剧史和舞台艺术发展的一件重要资料。画面是一个散乐戏班在舞台上粉墨登场时的情景,包括生、旦、净、末、丑各行及乐人共11个人物。据有关资料介绍,这幅画是目前全国发现的唯一最大的元代戏剧壁画。

古广胜寺上寺图:壁画清晰地展现出古广胜寺的概貌,与现存建筑格局基本一致,上边的古塔为三层。壁画绘于明应王殿东壁北侧上部,是广胜寺重建时对原有寺庙的记忆。

赵城金藏,稀世珍宝

佛教是佛陀至善圆满的教育,一个好的佛教寺院,不仅要环境优美,寺院宏大,佛像庄严,而且要有丰富的佛教典籍和学术高深、道行深厚的僧人和信徒。所以学佛参禅必须阅读经藏。经藏就是佛教三藏典籍,即经、律、论的总称。佛教经典来源于印度,中国译经开始于东汉时期,《四十二章经》就是早期的一部经典。尔后在大乘“般若”学派和小乘“禅教”学派的推动下,汉译佛经大量开展。为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我国的高僧也几次西行取经。中国第一位西行取经的僧人法显就是山西平阳郡人,(即现今临汾人)。法显,俗姓龚,他在五十多岁时,在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与道整等四人,从长安出发,西行取经。法显一行在斯里兰卡、印度等地搜寻到《杂阿毗昙心》、《萨婆多律》、《弥沙塞律》等多部佛教典籍。回国以后,法显南下建康,在道场寺与僧人一道译出佛经六部,共三十六卷。同时法显还把自己的游历记述成文,即《佛国记》。到了唐代又有著名的《唐僧取经》。在佛教进入中国的2000年,中国共收集和译出了上万卷佛教典籍。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些佛教经典,后来在印度却逐渐的消失和衰亡了,中国成为了世界上佛教典籍最丰富的国家。在佛教典籍中,历代最重要的即是大藏经。所谓大藏经,就是指佛经的总称,包括经、律、论三大部分。南北朝时期曾把它称之为“一切经”。汉文佛教《大藏经》直接源于梵文经藏。梵文原本佛经现在大部分已散失,而汉文大藏经却几乎保存了梵文佛教典籍的全部内容。这就是为什么一部大藏经的出世会引起全世界关注的主要原因。

洪洞广胜寺,之所以能够“广大于天,名胜于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广胜寺保存有一部刻于金代的大藏经《赵城金藏》,因为这部经藏是世界上可能最为完整的一部佛教三藏。这部精美的雕版印刷《赵城金藏》,卷帙浩繁,印制精美,书品极佳。存世700多年,仅存古版典籍而言,就是一部世界性的无价之宝。

《赵城金藏》能够在平阳募集资金,在平阳雕版印刷,并在广胜寺保存700年,是佛教典籍中的大事,也是我国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中华文化的奇事。《赵城金藏》在平阳雕版,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山西是我国最早出现雕版印书的地区之一。不仅因为山西古代文化积淀深厚,还因为山西盛产雕版印书所需用的三种主要材料,即纸、墨、和梨木或枣木。唐代的典籍中就记载有“绛州之墨,蒲州之油”,及细薄白纸。而且在金元时期,平阳(今临汾运城)已成为黄河流域的刻书中心,目前我国各大图书馆珍藏的宋版、金版书籍中,平水刻书皆是难得的珍品。宋王朝南迁,金政权入主中原以后,汴京的不少刻书工匠迁到未遭兵焚的晋南经济文化中心——平阳府,金国又置平水县令,所以在平阳周围便产生了几处刻书的地方,以致全国在平水还专门设置了管理印书的机构。《金史·地理志》称:平阳府“有书籍”。这里的“书籍”,当然不是指图书实指。清代学者钱大昕说:“史言平阳有书籍者,盖置局设官于此④。”

《赵城金藏》是金代山西所有刻书中,卷帙最浩繁,雕印最艰巨,耗时最长,也最精美的一部巨著。金时河东女子崔法珍苦心学佛,为了明志,自己断臂,募捐化缘,感动世人。于皇统九年(公元1149年)住解州天宁寺,由天宁寺大藏经版会雕刻,至大定十三年(公元1173年)完工,历时24年。全藏楼《千字文》编号,始于“天”,终于“几”,近7000卷。汇集了金代以前的全部佛教经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赵城金藏》为卷轴背,其版式分为两种:翻译的经、律、论、赞每版23行,行14字;入藏著述板框高出了3厘米,每版26行,行25、26字不等。部分经卷卷首有《赵城广胜寺造》本记,尾有赵城县祖代经旨庞待诏自造本记。其书品甚佳,被誉为“北派刻风,字体朴劲,行款疏密相间,绰有古趣。”

深藏经阁,几度磨难

《赵城金藏》一直是广胜寺的镇寺之宝,几百年来,金藏成为广胜寺培养高僧,弘扬佛法的重要典籍,一般不轻易示人,甚至在明清两代全国学术界很少人知道有《赵城金藏》这部大藏经。

在上世纪的一百年中,中华民族苦难不断,外族侵略,军阀混战,使全国佛教寺院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佛教典籍也历经磨难,散失极其严重。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宋版《开宝藏》仅存11卷。我国佛教界人士从《嘉兴刻藏录起》、《金史》和永乐大典等历史文献中,得知金代还有一部崔法珍募刻的《金代大藏经》。但是在全国各地的寺院中一直难见踪影。1933年春,我国著名高僧范成法师,来到广胜寺,看到广胜寺经柜中仍尘封着《金代大藏经》五千卷。“福兮祸所依”,这一发现,让《赵城金藏》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磨难。引起了以后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范成法师,看到经藏以后,喜出望外,在整理过程中,将窥基大师的《唯识注疏》、《大中详符法宝录》、和我国禅宗的早期著作《金林传》等,以及我国元明以前就失传了许多年的一些经论原文共46部249卷,全部都从《赵城金藏》中找录出来。范成法师这一惊人的意外发现,立刻轰动中外,引起全球佛学界的重视。消息传到北平,中国的学术佛教界为之震惊,都纷纷到广胜寺研究和考察,京、沪各报,争先披露。广胜寺又一次“广大于天,名胜于世”,赵城成为全世界佛教界谈论的中心。范成法师并将《赵城金藏》中未曾传世的孤本经论典籍印成《宋藏遗珍》,在全国流通。赵城和广胜寺随之扬名天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日本侵华的时候,《赵城金藏》的现世,也为金藏引来了一场无妄之灾。1936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怀着一种觊觎之心,派人到赵城考察,要以22万银洋收买这部稀世之宝。后来日本僧人专程来到广胜寺,又提出要以每尺多少银洋的高价购买这部经书。这两次阴谋均遭到广胜寺主持明澈和尚的断然拒绝。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9月,蒋介石派国民党第十四军军长李默庵驻军洪洞以后,以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名义提出要把《赵城金藏》转移至西安,并请当地一位颇有名望的绅士张奇玉找广胜寺住持力空和尚做动员工作。力空和尚在这个关键时刻,想到经藏的安全,他不好正面拒绝这位军长的要求,就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说:经卷属于寺内典籍,是赵城县保存的文物,不是个人私物,寺内主持不能擅自做主。于是李默庵便召集了赵城的地方官员、地方士绅、寺院主持再次商议,遭到了一致反对,同时李默庵也考虑到运至西安也不一定能保证经藏的安全,只好暂时作罢。

力空和尚庆幸之余,感到事态紧迫,经藏已不能在弥陀殿内存放了。第二天他便将几千卷经书全部转移到上寺塔院的三四层暗藏起来,然后用砖将上塔通道门砌死封存起来。国民党十四军在洪洞驻扎了不久便开走了,阎锡山的第二战区38师师长又驻防洪洞。1938年2月,师长冯钦哉根据阎锡山的旨意派人到广胜寺商讨经卷转运的事情。但还是被力空和尚说服,没有敢轻易转移。

力空和尚,本名任重远,赵城许村人,曾是一位学识渊博,经历丰富的官员。民国初年,他21岁当选县议员,曾当过安泽县警佐、河北行唐县、灵寿县和山西定襄县县长。一位与法显、唐僧可以齐名的高僧,他著的《霍山志》、《广胜寺志》为世人留下了智慧,他的护经行动,使广胜寺躲过了成为“中国第二个敦煌石窟的”一劫。

1938年2月日军侵占赵城,在日本军国主义烧、杀、抢、劫无恶不作,广胜寺沦为日占区之后,日本人多次询问过《赵城金藏》,当时赵城县绅士孔兆镜、鲁端和力空法师冒着生命危险,应付日本人,说是早被国民党中央军十四军转运走了。

1942年4月中旬,离广胜寺仅2公里的日军据点向广胜寺住持力空法师提出,要在农历三月十八登飞虹塔游览。力空得知这一消息非常着急。因为自从僧人们将《赵城金藏》藏于塔内之后,力空法师便以战乱为由,宣布飞虹塔不再向游人开放,更不得上塔参观,但是如果在广胜寺庙会这个特殊的日子不让日本人登塔,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一是经卷必然被日军抢走;二是恐怕因登塔和护经又会有人员伤亡。

力空法师陷入了极度的焦虑之中,他心急如焚,坐卧不安,数日彻夜难眠。力空法师早年也曾想在国民政府内做个好官,但是他从山西到河北,又回到山西,他失望了,他认识到国民党不可能救国,也领教过国民政府官场的腐败。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国事、家事诸多不如人意的时候,毅然出家当了和尚。

这也正是力空作为一个曾多次任职国民政府官员的人,为什么几次拒绝把《赵城金藏》交给国民政府,而选择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府。

在事关《赵城金藏》这件国宝的大事上,他明白,只有共产党才能把这件世界罕见的佛教典籍保护好看守好。当然因为他曾任定襄县县长,又在太原崇善寺当过主持,也许可能早就认识薄一波、牛佩琮这几位定襄籍的太岳领导。他在这些领导同志的身上,看到了希望,也知道了把国宝交给他们非常放心。他想起一个人来——杨泽生。杨泽生是赵城县抗日政府的县长,也时常到广胜寺来拜访力空法师。于是力空法师连夜沿着崎岖的山路步行二十多里,跑到了赵城县抗日政府驻地兴旺路,找到了县长杨泽生反映了这一情况。杨县长意识到事情的重大,在日军占领区内离日军据点炮楼不足2公里的广胜寺,把五千卷的《赵城金藏》抢运出来,无异于虎口拔牙,仅凭县政府的武装力量恐有闪失,他立即向县委和太岳地区二地委汇报,地委书记史健当即决定虎口夺经,并做了周密的部署,定于1942年4月27日(壬午年三月十三日)入夜后,由军分区基干营、赵城游击大队、赵城县委、公安局机关干部及洪洞县游击大队,配合当地群众,共同行动。当时的赵城县委书记吴辰、公安局长刘骞与杨县长共同领导了整个护经行动。二分区基干营由副营长罗志友带领一个排,配合赵城县大队负责警戒广胜寺到明姜公路和道觉村到洪洞公路方向的日军。洪洞县游击大队警戒该县境内公路一带,掩护运经队伍通过。基干营一连由指导员王万荣和排长张义龙、张龙翔率领,配合赵城游击大队教导员刘法裕等带领武装战士、机关干部及民兵万余人,进入广胜寺抢运经卷。县长杨泽生负责指挥和协调工作。当天午夜十二时许终于将《赵城金藏》安全运出广胜寺,背到相距五里地的郭家节转运站。转运站早已准备好驮经的毛驴和骡马,天亮前经卷安全起运,于4月28日运到二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亢驿村。

背着经卷,几度转移

《赵城金藏》不愧是国宝,安全转移之后,原计划是要运到太岳区党委驻地沁源县。但由于形势变化很快,日寇发动了对边区的“大扫荡”,于是《赵城金藏》又开始了它的几次转移,如同“西游记”里的唐僧取经一样,磨难还远没有结束。太岳区二地委书记史健布置地委机关同志,每人都要做一回唐僧,背几卷经书,对付大扫荡,与经卷共存亡。在1942年5月12日以后的一段时间,面对日伪三万兵力的“大扫荡”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地委机关的同志背着经卷在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了几个月。大扫荡结束后,才把经卷安全运送到沁源县太岳地委驻地。因为沁源是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是抗日的最前沿,考虑到《赵城金藏》的安全,太岳区委主任牛佩琮派人秘密地把经卷运到山势险峻的绵山县,藏在一座废弃的煤窑里。太岳区党委书记兼部队政委薄一波又几次直接派人前往查看。力空法师将《赵城金藏》交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佛教典籍由无神论的、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的干部背着转移,并牺牲了几位同志,这在佛教发展史上恐怕是第一次。广胜寺没有成为中国的第二个敦煌,《赵城金藏》奇迹般的得以保存,力空护经有功,那些背经、运经的无名英雄,就是战争年代中国的无数个“孙悟空”。

中国广胜寺,《中华大藏经》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赵城金藏》的磨难才正式结束。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赵城金藏》从绵山县的废煤窑中取出,国宝经卷重见天日,并运交北方大学保管,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派张文范前往太行山涉县长乐村专门看管。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经薄一波同志批准,尚存的4300卷又九大包的《金藏》经卷,分装到42个箱子里由河南涉县运到北平。4月30日正式移交北平图书善本部保管。《人民日报》1949年5月21日头版登载《名经四千卷运抵北平》的消息。广胜寺和赵城金藏又一次广大于天,闻名于世。赵城的广胜寺已经在世人心目中成为了中国广胜寺。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宗教政策也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赵城金藏》才得以新生。

1982年中国发布了一件使世界各国学术界和佛教界振奋人心的消息。就是国务院成立了《中华大藏经》编辑局,决定以《赵城金藏》为兰本,重新编辑《中华大藏经》。《赵城金藏》原本6943卷,几经劫难,现在全国共存4856卷。阙世部分以《高丽藏》补足。并使用现代照相影印技术进行印刷。因为这是世界佛教界的大事,消息传出以后,各国学术机构、佛教寺院争先汇款订购。

因为《赵城金藏》在煤窑中存放了几年,战争年代的条件,地下的潮湿,使一部分经卷几乎连成一块,要剥离分开,并重新粘合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情,编辑局的同志们想方设法,尽力补救,终于在1985年出版了第一卷。同年5月9日,国务院《中华大藏经》编辑派童玮教授等专程从北京把《中华大藏经》第一册赠送到广胜寺供养。1985年5月25日,中国新闻社以《中华大藏经运送到广胜寺》为题发出新闻专电。《人民日报》于1985年5月29日以《中华大藏经运送到广胜寺》为题,刊发了重要新闻。同时我国各主要报刊和广播电台都做了不少报道。

《中华大藏经》经过十三年的整理、编辑,于1996年6月印刷装帧完毕,正编106册。《中华大藏经》在发行到世界各地的同时已经全部送至广胜寺。

广胜寺也因《赵城金藏》的浴火重生而闻名于全世界,全球佛教界都知道中国有一个广胜寺。《中华大藏经》以全新的面貌回到它的老家之后,广胜寺的佛教文化又开始了新的一页。

十一

弘扬佛教文化,增强文化实力

《赵城金藏》已经整理好的4813卷,目前珍藏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库里,作为与《永乐大典》、《敦煌遗书》、《四库全书》齐名四大国图镇库之宝,它享受到了它应有的地位尊荣。但是《赵城金藏》的故事似乎还没有讲完。一部《赵城金藏》700年的传奇故事,让世人不能忘记。崔法珍女居士,几十年如一日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化缘三十年的苦行僧生活,在解州天宁寺刻经二十多年付出的艰辛,如没有坚定的信念,恐怕一般人是难以做到的。《赵城金藏》在广胜寺700多年中经历了八级地震,经历了无数次政权更迭,经历了无数次兵匪战乱,能够保存下来,又有过多少高僧精心护理。

在民国初年广胜寺的上下两寺相互独立,各过各的日子。但是下寺主持很不称职,在全国军阀混战,日寇侵华的大背景下,下寺的日子非常难过,《赵城金藏》原先是存在下寺的,如果不是力空法师筹集款项用300石小麦,将《赵城金藏》买到上寺,妥善保存,《赵城金藏》恐怕早已成为不知什么地方的馆藏了。相传一天深夜,力空法师一人在禅房静坐,忽然听见禅门“吱呀”一声,刮进一个旋风,迷了他的眼睛。待他睁眼看时,原来是一位老人站在他的眼前,那位老人童颜鹤发,启齿说道:“我乃霍山老人,特有一事相嘱:《赵城金藏》是当今世界孤本,有人暗算,烦你速移上寺。”力空听了,急忙问道:“老师傅,《赵城金藏》现在在哪里?”霍山老人并没有言语,就开门走了。力空追至门外,只见明月当空,根本没有什么老人了。第二天清晨起来,力空到下寺一看,墙上贴的、柜上搁的、桌上放的、门上挂的全是金藏,力空仔细翻看,果是《赵城金藏》,卷卷黄裱木轴,卷卷有讲经说法图,上面还印有“霍山老人主持”的字样,确实是一部佛教集大成的稀世之宝。没过几天果然从重庆来了一位文物商人,出高价要将《赵城金藏》全部买走,下寺当家和尚,根本不懂得《赵城金藏》的珍贵,便一口答应了。力空见这无价之宝将被拿走,急速联系地方上的开明绅士,赶走了那位文物商人。不料那个住持,却借口下寺有债,要挟力空,力空法师于是拿出上寺全部积蓄又经过一番化缘布施,用300石小麦才将《赵城金藏》买到上寺。关于“霍山老人”点化之说,自然属于传说,但是这个传说却有他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力空法师是一代名僧,又是学者,是赵城知名人士,他对霍山的一草一木非常熟悉,对广胜寺的历史更是了然于心,他知道《赵城金藏》放在什么地方了。但是为对付下寺住持这些无知和无赖,他只能软硬兼施,用“霍山老人”来说事,以便镇住这个败家子。这个传说也真实地反映了力空法师当时的心境和他独柱擎天的艰难处境。

说到护经,我们还不能忘记洪洞县冯玉璋、冯玉玺兄弟。冯氏兄弟的老家在当年八路军深夜运经的必经之地——南山底村。1942年4月28日清晨,冯的父亲到野外拾粪拾到两卷经卷。1981年新华书店在广州举办的学习班上,冯玉玺才知道了一些古籍的价值,所以待学习班一结束,便将经卷上交给了北京图书馆,使《赵城金藏》得以连续。1952年,洪洞县堤村乡好义村的张筱衡将家里收藏的152卷《赵城金藏》捐给国家。

《赵城金藏》在广胜寺的700年,经历了太多的风雨和浩劫,流失在社会的仍然不少,很有可能还有经藏仍然存世。我们也希望这些散失的宝贝有一天能够回家团聚。

佛教是至善圆满的教育,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力量。广胜寺要在未来的社会中继续“广大于天,广胜于世”,作为佛教道场的组织,它必须把自己建设成为佛学教育和佛教艺术结合在一起的“教育机构”,就像把学校和博物馆结合起来一样。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一座好的寺院,就是一座好的“学校”,住持就是一个好的“校长”,中国过去称之为“丛林”,丛林就是佛教大学。愿广胜寺在今后的和谐社会建设中能够继续走在前头。

广胜寺要在今后继续“广大于天,广胜于世”,就必须弘扬佛学思想的精神,把有助于人格完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的协调,有助于中华文明的建设作为根本教义。使广胜寺贴近世间生活,关心和化解人类社会的矛盾、问题,关心佛教信徒,当人们的身心遇到烦恼时候,将之化解,得到觉悟和解脱,充分发挥佛学思想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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