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曾指出：唐代著名文学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不对佛教表示关心，不以某种形式与佛教发生关系。佛教的兴盛发达在不同方面成为影响唐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具体到巴蜀，这是唐代经济与文化得到突出发展的地区。隋唐大统一局面的形成，促进了这一地区与中原和江南的联系与交流。特别是唐中叶以后，中原动乱，而巴蜀保持了相对安定；唐皇室两次(玄宗、僖宗)人蜀，客观上加强了这种联系。巴蜀佛教，也在这一局面下取得长足的进展。特别是巴蜀地区有其独具特点的文化传统(如道教的影响)，又西邻吐蕃，与藏传佛教有密切交流，使得这一地区的佛教也具有明显特色。

唐代巴蜀佛教的成就可举几个例子。首先看当时最为发达的禅宗。慧能门下资州智诜对禅思想有独特发挥，传至保唐无住而形成保唐宗。这一系禅法与江东的牛头宗都曾兴盛一时，笼罩晚唐五代的马祖道一的洪州禅与它有着渊源关系。而净众无相弟子梓州意义神清，著《北山录》，博综三教玄旨，调合佛家各派学说，在佛教史上有重要地位。只是因为宋以后灯史多出洪州一系禅者编纂，故这一段史料多数湮没不传。中唐时期最重要的佛学家，一身兼桃华严与荷泽禅的宗密就是巴蜀人，他生在果州西充(今四川西充县)，在遂州(今四川遂宁市)大云寺道圆门下剃染。而他曾师法过的华严四祖澄观早年曾游峨眉，“求见普贤，登险陟高，备观圣像”，然后回五台才开讲《华严经》的。在民间佛教信仰方面，开元、天宝以后，巴蜀成为唐代大悲观音信仰的中心之一。段成式在《寺塔记》中曾记载，当时一种密教千手千眼观音“先天菩萨”造像即由成都传至京城。据黄休复记载，建中元年(781)辛澄在蜀大圣慈寺画观音。《宣和画谱》著录他画大悲观音二帧。晚唐名僧知玄曾在彭山象耳山提倡大悲信仰；当时的画家李升亦画有“象耳山大悲真相”。密教观音在巴蜀的传播是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否与西藏佛教有关系，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唐代巴蜀，人文荟萃。如陈子昂、李白都出生在这里；这里又是众多文人宦游、践履之地。这里佛教繁盛的思想气氛给曾生活于其间的文人以影响，也章章表见于史实，以下，仅在初、盛、晚唐各举一例。

首先看“初唐四杰”，这是初唐文坛的代表人物，唐代文学大繁荣的先驱。“四杰”中王勃、杨炯、卢照邻都到过巴蜀。王、卢二人的思想与创作均受到巴蜀佛教影响。

据王勃《人蜀纪行诗序》，他于总章二年(669)五月自长安入蜀，滞留二载，先后游历了汉、剑、绵、益、彭、梓等州。他出身于太原王氏，是北朝以信佛著名的氏族。但他本人的信仰，与人蜀有直接关系。他自陈是“我辞秦、陇，耒游巴蜀，胜地归心，名都憩足”。杨炯称赞他“西南洪笔，咸出其辞，每有一文，海内惊瞻”，这其中释教碑是重要部分。今存作于巴蜀的释教碑有《益州绵竹县武都山净慧寺碑》、《益州德阳县善寂寺碑》、《梓州兜率寺浮图碑》、《梓州慧义寺碑铭》、《梓州飞鸟县白鹤寺碑》、《梓州通县惠普寺碑》、《梓州郭县灵瑞寺浮图碑》、《梓州玄武县福会寺碑》、《彭州九陇县神怀寺碑》等。另外还有一些与佛教有关的诗作。

王勃的释教骈体碑文，典丽精工，在艺术上堪称上乘之作。所记录有关巴蜀佛教兴衰史实，在佛教史上具有重大史料价值。其中写到净土信仰，可看出王勃对佛教的理解。而描摹寺塔风物，也流露出“澡雪神襟，清疏视听，忘机境于纷扰，置怀抱于真寂”的宗教感情。

卢照邻与巴蜀有着更密切的关系。他早年为邓王府典签，曾奉使益州，时在永徽六年(655)，22岁；自龙朔三年(663)，任益州新都尉，两考6年；然后又在巴蜀漫游2年。他在《寄裴舍人遗衣药直书》中说自己“晚更笃信佛法”，实际上在巴蜀时已倾向佛教。他初游益州，有《石镜寺》诗说：

钵衣千古佛，宝月两重悬，隐隐香山夜，钟声彻九天。

后来游彭州有《游昌化山精舍》诗更表示：

宝地乘峰小，香台接汉高。稍觉真途近，方知人事劳。佛思禅境，都流露在字里行间。在益州还作有《益州长史胡树礼为亡女造画赞》、《相乐夫人檀龛赞》等礼佛文字，显示了他对佛教的崇信。

值得注意的是，王勃游巴蜀，曾与卢相会。今存二人诗集中有“九日”和“三月曲水宴”的唱和诗。当时王勃已大有文名，且长卢十余岁。王勃的佛教信仰对卢应有影响。

王与卢离开巴蜀后，佛教信仰都有所发展。王勃有《四分律宗记序》一文，谓为西京太原寺索律师《四分律宗记》所作序；而据《宋高僧传》，怀素“至上元三年丙子归京，奉诏住西太原寺”，作《开四分律记》，则王文“索”系“素”之讹。这证明王勃与律宗大德怀素有密切关系。而卢照邻结交孙思邈，见所作《病梨树赋》和引日唐书·孙思邈传》；而孙与著名佛学家道宣有交往，可能卢也与之有联系。卢晚年写《五悲文》，已把佛教看作人生解脱的理想。

“四杰”本是唐代文学繁荣的先驱人物，王、卢等与佛教的关系对整个唐代文坛也是有象征意义的。

杜甫天宝十四载作《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诗云：

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

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诠。”郭沫若先生曾大抵按编年次序举出另外的十四诗例，证明他“从早年经过中年，以至暮年，信仰佛教的情趣是一贯的，而且愈老而信愈笃”，这个论断是真实可靠的。但对此如何分析、评价，尚须深入探讨。

具体到杜甫与巴蜀佛教的关系，早在章仇兼琼镇蜀(739—746)时，即请无相“开禅法，居净从寺”。到杜鸿渐于永泰二年(766)讨崔旰人蜀，又曾就白崖山请无住，顶礼问法，“鸿渐未离剑南，每日不离左右”。这正是保唐宗大发展的时期。这其间，杜甫人蜀依剑南节度使严武。严氏是习禅世家，武父严挺之是神秀门下义福的俗弟子。杜甫身经数年战乱之苦，又经历了仕途坎坷，在探刻的内心反省中，佛教的解脱意识，特别是禅宗对自我心性的探求，更易于产生共鸣。直接的表现是他写了许多游佛寺的诗。这些作品的内容已与早年如登慈恩寺塔抒写游兴、寄托感慨不同，而往往真能体察佛家精义，例如一般系于宝应元年(762)梓州作的《谒文公上方》：

……吾师雨花外，不下十年余。长者自布金，禅龛只宴如。大珠脱玷翳，白月当空虚。甫也南北人，芜蔓少耘锄。久遭诗酒污，何事忝簪裾?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

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金篦刮眼膜，价重百车渠。无生有汲引，兹理傥吹嘘。浦起龙评此诗，谓“诗有似偈处，为坡公佛门文字之祖”。这种“似偈”的写作方法，是杜甫创作中的新表现；而其中对“无生”佛理的向往，则反映了他思想境界的变化。他游新津修觉寺(《游修觉寺》、《后游》)、涪州香积寺(《涪城县香积寺官阁》)、梓州牛头寺(《上牛头寺》、《望牛头寺》)、兜率寺(《上兜率寺》、《望兜率寺》)、惠义寺(《陪四使君登惠义寺》)等诗作亦大体如此。如《后游》诗曰：

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

客愁全为减，舍此复何之?这里表现的物我一如的“无心”境界，完全是“人禅”的。又如《望牛头寺》的结句说：“休作狂歌客，回看不住心。”这是用《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典，相传慧能就是因闻“一客读《金刚经》”而“心明便悟”的。这就不只是表“禅趣”，而且直接是以“禅语”明“禅理”了。

更深刻的表现还在诗的意境与风格的变化上。人蜀后，杜甫写了不少抒写潇散闲逸情趣，风格高简闲淡的诗，与前此的忠愤感激之作很不同，佛教影响是促成创作风格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江亭》诗：

坦腹江亭卧，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江东犹苦战，回首一频眉。这里“水流”一联，是历来被赞的名句。罗大经评论说：“……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直与水相通’，‘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等句，直把作景物看亦可，把作道理看，其中亦尽有可玩索处……”就是说，这当然是生动的写景的句子，但其中包蕴着令人玩索的理趣。

这理趣正与禅的轻安逸悦的无念无住的意识相通。如七律《卜居》、《江村》、《绝句漫兴九首》等蜀中所作的一批诗都是如此。这类诗形成为这一时期杜甫创作的一个特色。它们也反映了杜甫心境的一个侧面，赵孟坚有诗说：

少陵动感慨，忠义胆所宣。有时心境夷，亦复轻翩翩。纤纤白云闲，无心游日边。

风石激而奇，奔进生云烟。讵以天然态，而事斧凿鐫醉尔一觞酒，警尔心地偏……

在赵孟坚看来，这种超逸自如的心境的抒写，正是杜甫丰富内心世界的一面。包恢则指出：

李之“晏坐寂不动，茫然冥真心”，杜之“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虽未免杂于异端，其志亦高人几等矣。这直接肯定了佛家影响于杜甫创作的积极意义。

杜甫在严武宅咏竹，有“雨洗娟娟净，风吹细细香”之句。张锚议论说：“杜甫诗中佛，能言竹有香。欲知殊胜处，说着早清凉。”还有人称杜甫此联为咏竹绝唱，因为“竹之净易吟之，竹之香谁嗅哉!”像这种诗，不仅意兴奇美，而且理趣深长。张镃评为“诗中佛”，除了意指其高妙外，也是说明佛教心性观念对杜诗的影响。

晚唐看看李商隐。李商隐于大中五年(850)40岁作为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幕僚人蜀，到十年45岁随柳入朝，这已是他潦倒一生的暮年。李商隐早年虽然也接触过佛教，但他亲到玉阳、王屋学道，对道教更有兴趣。他在《樊南乙集序》中说：

三年以来，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这里所谓“丧家失道”，指大中五年妻王氏亡殁，其后即人蜀。所以他“克意事佛”正是在蜀中。他曾称自己的幕僚生活是“虽从幕府，常在道场”。他曾在慧义寺经藏院自出俸财，创石壁五间，金字勒《妙法莲花经》，嘱柳为记。顺便指出，柳也是“备如来之行愿”的佛教徒。

东川节度镇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李商隐在这里作《唐梓州慧义精舍南禅院四证堂碑》。这里供养了净众无相、保唐无住和洪州宗马祖道一及其弟子西堂智藏四人。王勃、杨炯游慧义寺，均有碑记，当然无关于禅宗。杜甫游慧义寺，从时代看，这里应已是禅宗传法基地。其时梓州有僧圆觉，即师成都金法师(无相)。而李商隐作“四证微筌”的四人碑记，显然这里与四位著名禅师有关。特别是文中指出道一“遄违百濮，直出三巴，拂衡岳以徜徉，指曹溪而怅望”，暗示了他与四川禅宗的关系。梓州妻县南八十里有马祖寺，或为马祖曾住锡之地。因此，马祖或也曾住慧义寺。这些都是禅宗史值得注意的情况。李文不止提供了关于禅宗史的珍贵史料，而且表明了他本人与禅宗的关系。晚唐时不少禅师入巴蜀，礼峨眉。大中八年，沩山灵祐圆寂，“卢简求为碑，李商隐题额”。这是李与禅宗关系的又一史实。

在西蜀，李商隐又曾与名僧知玄国师交往。玄，眉州洪雅人，入京为唐文宗所重，图画禁中，赐国师号。大中八年上章乞归故里，李与之结交即在些时。《宋高僧传》说：

……有李商隐者，一代文宗，时无伦辈，常从事河东柳公梓潼幕。久慕玄之道学，后以弟子礼事玄。时居永崇里，玄居兴喜寺。义山苦眼疾，虑婴昏瞽，遥望禅宫，冥祷乞愿。玄明旦寄《天眼偈》三章，读经疾愈。迨乎义山卧病，语僧录僧彻曰：“某志愿削染为玄弟子。”临终寄书偈诀引……凤翔府写玄真，李义山执拂侍立焉。

这里的书偈事应在自蜀回京以后。张尔田断定《宋传》玄传出僧彻所述，李与他的关系“事皆征信，不必怀疑。”

据统计，以信佛著名的白居易所作佛教诗占全部诗作8%，杜牧为2%，而李商隐为5%所以李商隐作品中的佛教影响是相当深刻的。他的幽渺的情思的佛教成分，人们往往不注意。钱谦益引石林道源的话说道：

诗至于义山，慧极而流，思深而荡，流旋荡复，尘落影谢，则情澜障而欲心尽矣。春蚕到死，蜡烛灰干，香销梦断，霜降水涸，斯亦箧蚊树猴之善喻也。这种见解是值得参考的。(信息来源：香港宝莲禅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