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重视家庭教育的国度，在历史上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经典著作，如《三字经》《弟子规》等，还流传下来许多与家教相关的历史故事，如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那么如何将家教传统与新时期的生活相结合?如何在当下更好地开展家庭教育?在央视四套播出的《文明之旅》访谈专题节目中，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院长于丹与大家共同探讨了“家教的学问”。

教孩子厚道做人是最基本的家风 现在经常有排行榜，在讨论家庭要有多少资产才能传承下去。于丹认为，在中国人的概念里，最大的家庭资产就是家教和门风，“中国是一个家邦社会，过去中国的风俗里就有它的伦理规矩，过去说张家村、李家店、赵家祠堂等，一个村的人都是同姓，他们的孩子做错了事，去跪祖宗祠堂，觉得没有脸面见祖先。很多祠堂里是有家训的，即使是寒门，也说自己是有门风的。”

于丹讲了一个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的故事，他从小生活特别贫寒，他妈妈靠给别人扎鞋底等粗活供他念书，陶侃一步步往上走，他后来就做了鱼梁小吏，有一点小权力，他把那些腌制好的罚没的鱼给妈妈送去，他妈妈给他写了一封信：“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大意就是，你是一个小吏，你把官家的东西给我送来了，你不能给我任何增益，反而给我增添了烦忧。这样的妈妈真是深明大义，正是有了这样的妈妈，陶侃后来才能官至大司马。 于丹说：“什么是真正的家教门风?首要的就是要明辨是非，要知好歹。”

现在有许多孩子不知好歹，甚至做出伤天害理的事。在那个贫瘠的时代，农民守着古训的时候，孩子敢不知好歹?敢伤天害理?那是要跪在祖宗牌位前挨板子的。于丹痛心地说，过去孩子要是伤害一个小动物，家长会说这孩子怎么这么伤天害理，但现在，一群大学生虐待一只小猫，看着老猫急得哀号，这样的事已经屡见不鲜。 “过去的人大都不能识文断字，但是却通情达理，大多数人的家教和门风都教孩子厚道做人，勤俭持家，守着农民的本分，不能辱没祖先，这是基本的家风，也是家庭教育的基础。”于丹认为，首先要教育孩子做一个明辨是非的人，说成大白话就是人得知道好歹。推荐关注：微信查找“西湖读书会” 在于丹看来，在中国古代传统家庭中，女性虽然大都不识字，经济不独立，甚至连个独立的身份都没有，但却扮演了很重要的地位。“女性的重要性看一个字就知道了—‘安’，家中有女才是安。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一个女人上不闹婆媳矛盾，中夫妻不打架，下与孩子没有代沟，这样一个家就和顺了。”于丹说，女人是管整个家的和睦和文明传承的，中国人的观念中，建功立业有两个“ting”，男人建功立业在朝廷，女人建功立业在家庭，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庭的地位一点不弱于朝廷，因为能不能把孩子教好主要就在于母亲。

于丹以《三字经》里“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和“孟母三迁”的故事为例，讲述了母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孟母自己不见得认多少字，她给孩子讲道理，就是看到孩子回来，问功课时看到孩子漫不经心，就把织到一半的布一刀割断了，告诉他不成材就是这样的，这就是朴素的女人用手里的活儿来讲道理。她自己没读多少书，但是一看街坊吹鼓手，成天吹吹打打的，觉得孩子学这个不行，搬了;再一看，这家是屠夫，成天杀猪宰羊的，也不行，搬了;什么时候到旁边有户读书的人家了，觉得孩子能跟着他学念书，才留下。这是朴素的母亲，但这也是了不起的母亲。于丹说，过去中国古代母亲的故事特别多。如“岳母刺字”，岳家军从岳飞到岳云，子子孙孙送上国家的沙场，这是通情达理的妈。而《国语》记载了鲁国大夫公父文伯的故事。退朝后公父文伯看到母亲在家织布，他说，“我都上朝官至大夫了，母亲还在家织布，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的。”

公父文伯的母亲对儿子说了一段话，就是著名的《论劳逸》：“你知道古代的圣贤怎么治理人民?就是把百姓带到特别贫瘠的土地上让他们安居，因为只有开垦贫瘠土地的人才特别勤劳，才能发现自己的能力，他获得的东西才会特别珍惜;而沃土不养能干的人，沃土养懒汉，因为他靠天吃饭。生于沃土本来应该是件幸运的事，但有多少人生于沃土本身有出息?”

于丹讲道，公父文伯的母亲说，从古至今女人都要干家务，国君的妻子要亲手给丈夫织帽子上的缨子，官宦的妻子要给丈夫做祭祀的祭服，普通老百姓就要给丈夫缝衣裳。她说我现在是个寡妇，我不管儿子做多大的官，男耕女织，我做的是我的本分。

过去的女人眼中，一个家门的门风是她们一辈子的信念，相夫教子、传承子孙、当好人，这就是妈的责任。“家中有女才是安。母亲的肩膀，先担得起家风，传承得了这个家庭里的正直和善良，这才是天职。” 教孩子从小学会独立承担责任 当今的家庭中，不仅仅父母在家庭当中承担教育的角色，由于很多家庭都是祖父母、外祖父母在一起生活，所以隔辈教育现在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探讨话题。于丹认为，这是当下社会特别现实的一个问题，于丹打趣道：“六个大人供着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就是宝塔尖上的孩子，所以这种孩子现在叫‘六一儿童’。我老开玩笑说中国人现在好多词都变了，过去养孩子吧，叫拉扯孩子，就是拉一个扯一个，后头还跑着俩。现在你敢拉谁扯谁啊，都是供奉的。”

“都说隔辈亲，你去看周围的老人，不管说她身上疼啦，不舒服啦，看到孙子的时候，立马精神百倍，这叫‘孙子疗法’，你再看带孙子的老人，不管这个爷爷曾经是个多么严厉的将军，这个奶奶曾是一个多么有规矩的大学教授，一带孩子，规矩全没了，这就要说到在家庭教养中，祖父祖母要给孩子什么。”于丹说，为什么现在有好多年轻人说，这现实世界太残酷了，这跟年轻人进入社会的态度有关，“你以什么态度进入现实，如果老是像对你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这样，凡事过于依赖，推卸责任，那进入社会，还有人能让你这么埋怨吗?一个人能不能够融合社会，要看在家里老人是怎么对他的，其实，老人往往因为自己的溺爱，反而让孩子长成一个不自立的人。”在于丹看来，无论是否隔辈教育，家庭教育都一定要让孩子从小能独立承担，“家教里首要的是明辨是非。第二点，一定要让孩子从小能独立承担责任。”

说到老人教孩子，于丹还特别提到了一种现象。即孩子做错事老人会出来和稀泥，且多以“孩子还小呢，他不懂事”为借口帮孩子推卸责任。

“这其实是个伪命题。”于丹认为，孩子小时候是最懂事的时候，因为小孩正是学规矩的时候。“一个四岁的小男孩，不管他在家打碎了一个水晶花瓶，还是踢碎了邻居家的窗户，只要他能出来说对不起我错了，没有大人会出来跟小孩子计较，都会挑着大拇指说小孩会道歉，真棒，但是如果说他太小了，算了。那么等到这人40岁，还是会一直推卸责任，不是怨天就是尤人，其他人会怎么对他?”四十岁的人要是这样，大家就会嗤之以鼻，所以说一个人有没有承担能力，是从他四岁时候决定的。”

西方人教孩子从小独立，但东方人都觉得要呵护，这是为什么?在于丹看来，这其实也跟农耕文明有关。

中国是家邦的社会，而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是城邦的社会，很多城邦的社会很早进入了工业文明，孩子在这个社会里，要一个一个割离出去谋生，而中国呢?“我们是家族都维系在土地上，过去中国家大业大，往往是一辈子大家都住在一起，但是今天的中国不一样了，中国今天在走城镇一体化的道路，这个一体化的进程非常快，看看现在的单元楼，还能够是像过去那样大家都聚在一起吗?

在社会结构、生活方式都已经变得个体、越来越独立的情况下，于丹认为只有教会孩子独立，那么孩子才能走得出去。“今天中国的变化在世界上来看都是变得最快的国家之一，我们的育儿理念，一方面要有传统的教养，另一方面也得有国际的概念，教一个小孩子独立承担，这既是中国的古训，也是国际的要求，你让他有了这个概念的话，他以后就会觉得世界不给我什么那是本分，世界给我什么是情分，不给我我自己可以创造，给我我就感恩，咱们别把孩子教得世界不给我啥都是亏欠，只剩下抱怨了，那不就没有感恩了吗?”

中国是一个重视家庭教育的国度，在历史上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经典著作，如《三字经》《弟子规》等，还流传下来许多与家教相关的历史故事，如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那么如何将家教传统与新时期的生活相结合?如何在当下更好地开展家庭教育?在央视四套播出的《文明之旅》访谈专题节目中，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院长于丹与大家共同探讨了“家教的学问”。

教孩子厚道做人是最基本的家风 现在经常有排行榜，在讨论家庭要有多少资产才能传承下去。于丹认为，在中国人的概念里，最大的家庭资产就是家教和门风，“中国是一个家邦社会，过去中国的风俗里就有它的伦理规矩，过去说张家村、李家店、赵家祠堂等，一个村的人都是同姓，他们的孩子做错了事，去跪祖宗祠堂，觉得没有脸面见祖先。很多祠堂里是有家训的，即使是寒门，也说自己是有门风的。”

于丹讲了一个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的故事，他从小生活特别贫寒，他妈妈靠给别人扎鞋底等粗活供他念书，陶侃一步步往上走，他后来就做了鱼梁小吏，有一点小权力，他把那些腌制好的罚没的鱼给妈妈送去，他妈妈给他写了一封信：“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大意就是，你是一个小吏，你把官家的东西给我送来了，你不能给我任何增益，反而给我增添了烦忧。这样的妈妈真是深明大义，正是有了这样的妈妈，陶侃后来才能官至大司马。 于丹说：“什么是真正的家教门风?首要的就是要明辨是非，要知好歹。”

现在有许多孩子不知好歹，甚至做出伤天害理的事。在那个贫瘠的时代，农民守着古训的时候，孩子敢不知好歹?敢伤天害理?那是要跪在祖宗牌位前挨板子的。于丹痛心地说，过去孩子要是伤害一个小动物，家长会说这孩子怎么这么伤天害理，但现在，一群大学生虐待一只小猫，看着老猫急得哀号，这样的事已经屡见不鲜。 “过去的人大都不能识文断字，但是却通情达理，大多数人的家教和门风都教孩子厚道做人，勤俭持家，守着农民的本分，不能辱没祖先，这是基本的家风，也是家庭教育的基础。”于丹认为，首先要教育孩子做一个明辨是非的人，说成大白话就是人得知道好歹。推荐关注：微信查找“西湖读书会” 在于丹看来，在中国古代传统家庭中，女性虽然大都不识字，经济不独立，甚至连个独立的身份都没有，但却扮演了很重要的地位。“女性的重要性看一个字就知道了—‘安’，家中有女才是安。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一个女人上不闹婆媳矛盾，中夫妻不打架，下与孩子没有代沟，这样一个家就和顺了。”于丹说，女人是管整个家的和睦和文明传承的，中国人的观念中，建功立业有两个“ting”，男人建功立业在朝廷，女人建功立业在家庭，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庭的地位一点不弱于朝廷，因为能不能把孩子教好主要就在于母亲。

于丹以《三字经》里“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和“孟母三迁”的故事为例，讲述了母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孟母自己不见得认多少字，她给孩子讲道理，就是看到孩子回来，问功课时看到孩子漫不经心，就把织到一半的布一刀割断了，告诉他不成材就是这样的，这就是朴素的女人用手里的活儿来讲道理。她自己没读多少书，但是一看街坊吹鼓手，成天吹吹打打的，觉得孩子学这个不行，搬了;再一看，这家是屠夫，成天杀猪宰羊的，也不行，搬了;什么时候到旁边有户读书的人家了，觉得孩子能跟着他学念书，才留下。这是朴素的母亲，但这也是了不起的母亲。于丹说，过去中国古代母亲的故事特别多。如“岳母刺字”，岳家军从岳飞到岳云，子子孙孙送上国家的沙场，这是通情达理的妈。而《国语》记载了鲁国大夫公父文伯的故事。退朝后公父文伯看到母亲在家织布，他说，“我都上朝官至大夫了，母亲还在家织布，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的。”

公父文伯的母亲对儿子说了一段话，就是著名的《论劳逸》：“你知道古代的圣贤怎么治理人民?就是把百姓带到特别贫瘠的土地上让他们安居，因为只有开垦贫瘠土地的人才特别勤劳，才能发现自己的能力，他获得的东西才会特别珍惜;而沃土不养能干的人，沃土养懒汉，因为他靠天吃饭。生于沃土本来应该是件幸运的事，但有多少人生于沃土本身有出息?”

于丹讲道，公父文伯的母亲说，从古至今女人都要干家务，国君的妻子要亲手给丈夫织帽子上的缨子，官宦的妻子要给丈夫做祭祀的祭服，普通老百姓就要给丈夫缝衣裳。她说我现在是个寡妇，我不管儿子做多大的官，男耕女织，我做的是我的本分。

过去的女人眼中，一个家门的门风是她们一辈子的信念，相夫教子、传承子孙、当好人，这就是妈的责任。“家中有女才是安。母亲的肩膀，先担得起家风，传承得了这个家庭里的正直和善良，这才是天职。” 教孩子从小学会独立承担责任 当今的家庭中，不仅仅父母在家庭当中承担教育的角色，由于很多家庭都是祖父母、外祖父母在一起生活，所以隔辈教育现在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探讨话题。于丹认为，这是当下社会特别现实的一个问题，于丹打趣道：“六个大人供着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就是宝塔尖上的孩子，所以这种孩子现在叫‘六一儿童’。我老开玩笑说中国人现在好多词都变了，过去养孩子吧，叫拉扯孩子，就是拉一个扯一个，后头还跑着俩。现在你敢拉谁扯谁啊，都是供奉的。”

“都说隔辈亲，你去看周围的老人，不管说她身上疼啦，不舒服啦，看到孙子的时候，立马精神百倍，这叫‘孙子疗法’，你再看带孙子的老人，不管这个爷爷曾经是个多么严厉的将军，这个奶奶曾是一个多么有规矩的大学教授，一带孩子，规矩全没了，这就要说到在家庭教养中，祖父祖母要给孩子什么。”于丹说，为什么现在有好多年轻人说，这现实世界太残酷了，这跟年轻人进入社会的态度有关，“你以什么态度进入现实，如果老是像对你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这样，凡事过于依赖，推卸责任，那进入社会，还有人能让你这么埋怨吗?一个人能不能够融合社会，要看在家里老人是怎么对他的，其实，老人往往因为自己的溺爱，反而让孩子长成一个不自立的人。”在于丹看来，无论是否隔辈教育，家庭教育都一定要让孩子从小能独立承担，“家教里首要的是明辨是非。第二点，一定要让孩子从小能独立承担责任。”

说到老人教孩子，于丹还特别提到了一种现象。即孩子做错事老人会出来和稀泥，且多以“孩子还小呢，他不懂事”为借口帮孩子推卸责任。

“这其实是个伪命题。”于丹认为，孩子小时候是最懂事的时候，因为小孩正是学规矩的时候。“一个四岁的小男孩，不管他在家打碎了一个水晶花瓶，还是踢碎了邻居家的窗户，只要他能出来说对不起我错了，没有大人会出来跟小孩子计较，都会挑着大拇指说小孩会道歉，真棒，但是如果说他太小了，算了。那么等到这人40岁，还是会一直推卸责任，不是怨天就是尤人，其他人会怎么对他?”四十岁的人要是这样，大家就会嗤之以鼻，所以说一个人有没有承担能力，是从他四岁时候决定的。”

西方人教孩子从小独立，但东方人都觉得要呵护，这是为什么?在于丹看来，这其实也跟农耕文明有关。

中国是家邦的社会，而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是城邦的社会，很多城邦的社会很早进入了工业文明，孩子在这个社会里，要一个一个割离出去谋生，而中国呢?“我们是家族都维系在土地上，过去中国家大业大，往往是一辈子大家都住在一起，但是今天的中国不一样了，中国今天在走城镇一体化的道路，这个一体化的进程非常快，看看现在的单元楼，还能够是像过去那样大家都聚在一起吗?”于丹说道。

在社会结构、生活方式都已经变得个体、越来越独立的情况下，于丹认为只有教会孩子独立，那么孩子才能走得出去。“今天中国的变化在世界上来看都是变得最快的国家之一，我们的育儿理念，一方面要有传统的教养，另一方面也得有国际的概念，教一个小孩子独立承担，这既是中国的古训，也是国际的要求，你让他有了这个概念的话，他以后就会觉得世界不给我什么那是本分，世界给我什么是情分，不给我我自己可以创造，给我我就感恩，咱们别把孩子教得世界不给我啥都是亏欠，只剩下抱怨了，那不就没有感恩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