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妈是武则天也不好使，上官婉儿难逃宫斗旋涡，墓志铭里这样说

近期，“桃花依旧——唐代诗人墓志展”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展出，通过唐代诗人、文人们的墓志，观展者在一窥诗人生平的同时也加深了对于以诗闻名的大唐王朝的了解。 因为科举考试中设有专门的科目考察诗才，所以唐代文人往往颇具诗能。

上官婉儿墓志

作为文学皇冠上的明珠，诗给人以多元的审美感受，擅诗之人所写的墓志又常在实用之余兼具美感。像白居易、李商隐、韦应物等诗人，都有过称得上精彩的墓志作品。更何况，墓志载人生平、评价人物，也为那些在历史上一闪而过的诗人留下了最后的映像，供后人研究。

1.上官婉儿：墓志出土更正恢复名誉时间

墓志是南北朝隋唐时期一种重要的祔葬品，是古代墓葬发掘中较多见的遗物。有盖的石质墓志大约出现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墓志的文体这时候也基本定型。定型以后的墓志大多为盝顶盒式，分为志身与志盖两部分，一般多放置在墓室中或墓门口，还有一些放置在甬道中的。在封建等级礼制下，身份高的墓主拥有形制较大的墓志。

唐代墓志是记录、呈现着唐代文学演进过程的重要载体，作为当时文人撰写并且镌刻于石上的人物传记，展现出了生活在七至九世纪的文人群像，为后人提供了另外的视角了解唐代诗人的情感世界。近代以来，随着埋藏千年的唐代墓志不断被发现，一片别样的时空与人文世界已经丰富而灿烂地呈现。15000余种唐代墓志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当属诗人墓志，透过文字间的生死关怀，一段段历史兴衰与人事代谢，乃至诗人个体的精神轨迹与生活沉浮，都带给了观者遐想与追思。

近期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展出的“桃花依旧——唐代诗人墓志展”汇聚了西安碑林博物馆及国内十余家文博单位珍藏的数十种唐代诗人墓志与相关展品，期以缅怀唐代诗人与诗歌。对于古人，墓志是墓葬的重要组成部分，算得上一生的句号；对于今人，墓志便是后人了解先人的渠道，一方墓志，宛如一扇沟通生死的窗。

这次的唐代诗人墓志展览分为“巾帼文宗，后宫才女：上官婉儿的诗歌艺术”、“青石不朽，斯人永恒：墓志上的诗人影像”、“文能旷世，书可长存：诗人笔端流露出的撰与写”、“中唐文韵，大历才子：诗人卢纶的家族墓志”、“乐章送行 ，幽冥长生：墓志上的唐代挽歌”等五部分。上官婉儿作为在唐代历史上十分独特的女权臣、女诗人则显得十分“抢眼”。

上官婉儿文华出众，曾鼓动帝王从事文学创作，并以个人的品鉴才能影响了武则天至中宗时期朝廷上下的文学风尚。上官婉儿今留存诗歌32首，尤以《彩书怨》“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而脍炙人口。近年来，随着上官婉儿墓葬的发现，她在内政与文坛上“称量天下”的双重才华及其生命轨迹始更加鲜活的呈现在人们面前。

相传上官婉儿将生时，其母郑氏梦见一个巨人与她一秤，道：“持此称量天下士。”郑氏料想腹中必是一个男孩，将来必能称量天下人才，谁知生下地的却是一个女儿，郑氏心中颇遗憾，但待后来婉儿专秉内政，代朝廷品评天下诗文，果然“称量天下士”。

上官婉儿墓志盖上书：“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铭。”墓志一开篇，先以“夫道之妙者，乾坤得之而为形质；气之精者，造化取之而为识用。挺埴陶铸，合散消息，不可备之于人。备之于人矣，则光前绝后，千载其一”的语句来概括其人，之后又用大量篇幅叙述其祖上的任职情况，接下来用了一半篇幅叙述其生平。从墓志的内容中不难发现，被评价为“懿淑天资，贤明神助”的上官婉儿经常处于宫廷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也许是家传的天赋，这位出身名门、少年就饱读诗书且颇具文才的才女十三岁便被封为才人，之后便开始了其一生周旋于武则天、唐中宗李显、韦皇后、安乐公主以及唐玄宗李隆基的宫斗生涯。最后因罪被诛，但死后不久便恢复了名誉。

根据史书记载，上官婉儿于死去一年后（景云二年七月）恢复了生前获封的昭容身份。但在2013年9月，上官婉儿墓志出土，根据其上内容可知上官婉儿是被葬于唐景云元年八月，其墓志盖上已刻上了“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铭”，即可确定在其死后不久，下葬时就已经恢复了其昭容的称号。

王之涣墓志

王之涣：通过墓志获得研究资料

今人对于唐代诗人王之涣的研究也因墓志的出土而取得进展。王之涣便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凉州词》）的作者，如今只有六首诗存世，在其墓志出土之前，王之涣在后人眼中的影像并不清晰。

1932年，王之涣墓志出土于洛阳，至此王之涣的家世籍贯、生平仕历、生卒年月等问题都昭然若揭，墓志的出土为深入研究王之涣的诗歌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王之涣（688-742），绛郡人。其代表作《凉州词》雄阔苍凉，慷慨雄放而气骨内敛，深情蕴藉，意沉调响。其墓志对王之涣的边塞诗有这样的评价：“传乎乐章，布乎人口。”

近年王之涣夫人李氏等多方家族墓志亦有发现，可以对王之涣的婚姻、交游有所了解。《王之涣墓志》原题“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墓志由其堂弟王之咸请人撰文、书丹，撰文者靳能为王之咸好友，但书丹者未有署名。

以墓志为主要依据，旁证以其他有关的文献记录，人们勾勒出王之涣的一生，还纠正了不少错误的传说。据《王之涣墓志》推知王之涣生于公元688年，卒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享年五十五岁。他在诗坛上的活动，是在开元时代。所以可以判断《唐诗纪事》及《全唐诗小传》等记载中说他是“天宝间人”是错误的。

在墓志出土之前，对于王之涣的籍贯有两个说法：《唐诗纪事》中记载为并州，《唐才子传》作蓟门。据墓志可以推断《唐才子传》有误，而《唐诗纪事》也并未全对。严格说，王之涣祖籍应是绛州。

《唐才子传》还有一处明显不实之处，说王之涣兄弟三人，而从墓志推知他兄弟四人，他行次居末。根据墓志可以知道，王之涣自幼聪颖好学，年龄还不到20岁，便能精研文章，未及壮，便已穷经典之奥。他少年时豪侠义气，放荡不羁，常击剑悲歌。到了中年，他一改前习，虚心求教，专心写诗，在十余年间，诗名大振，与王昌龄、高适等相唱和。不知何故，王之涣未走科举之途，而以门子调补冀州（今河北）衡水主簿（以一个四门学生的身份而入仕），在这之前，他可能曾应试而落第。

任衡水主簿时，王之涣父母均已去世，衡水县令李涤将三女儿许配给他。王之涣才高气盛，不愿为了衡水主薄的卑职而折腰，加上有人诬陷攻击，他便愤然辞官而去，“遂化游青山，灭裂黄绶。夹河数千里，籍其高风；在家十五年，食其旧德。雅谈珪爵，酷嗜闲放。”在家过了15年闲散自由的生活，这是他创作上得成熟时期，《登鹳雀楼》、《凉州词》均作于此时期。结合王之涣少年习武转而折节读书之事，便不难理解其传世不多的作品中为何能够体现出如此风骨。

后来他的亲朋好友觉得他这样一直沉于下层不是办法，便劝他入仕，补文安郡文安县尉，仍是一不起眼之小职。王之涣在职官风以清白著称，理民以公平著称，颇受当地百姓称道。谁料不久，他竟染病不起，以55岁之壮年，卒于官舍，葬于洛阳，令人慨叹。

韦应物撰书元夫人墓志并盖

韦应物：亲写墓志悼念亡妻

本次展览中展出了韦应物的墓志并盖。京兆韦氏，自汉至唐，衣冠鼎盛，为关中望族之首，不但贵宦辈出，文学方面人才亦代有人物，而韦应物则是韦氏成员中诗歌艺术最富盛名的一位。

韦应物墓志的发现，为韦应物的家世、生平、婚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原始文献，墓志说明了韦应物诗歌创作的主导倾向，对诗歌以外的其它文学成就也有所记述，这对全面了解韦应物其人其作，都是非常重要的。墓志中写明，韦应物为京兆杜陵人，其字义博——在前人的记述中，从来都是只见其名不见其字，墓志的出土补充了相关资料。

《新唐书》记载，韦应物有两子，分别叫做庆复、原复，其他文献也就沿袭了此说法。而《韦应物墓志》中却记载了其有三个子女，长女嫁给了大理评事杨凌；儿子庆复母亲亡故时仅出生数月，少时父亡，家甚贫，但后来“刻苦读书，克荷遗训，词赋已工，乡举秀才”，后来又考取进士，亦曾担任监察御史等职务，但三十四岁便去世了。《韦应物墓志》中还记载了其次女因韦应物去世而悲伤过度，同月而逝。

韦应物一生历任多职，无论在哪里为官都非常清正廉明，体恤百姓，以致其后半生十分困顿，在《韦应物墓志》中就记载了他作为苏州刺史，却只有简单的两辆车架，放置在故园之外，用来当做“灵几”，如此俭德，当真是“贵而能贫者”。如此清贫，以至于其子在失去亲人后无家产依傍。

本次展览中还展出了韦应物为其妻元苹（740-776）亲自撰文并书写的墓志。元苹出自北魏皇族元氏，这篇墓志通过借物抒情的表现手段、感怀古今的对比方法、虚实相生的梦幻描写，表达了韦应物对于亡妻的深切悼念。

墓志文用大段篇幅来表达对夫人怀念和悲痛之情，共约700字的志文，就有400字用来悼亡，一些词句甚是动情：“余年过强仕，晚而易伤，每望昏入门，寒席无主，手泽衣腻，尚识平生，香粉囊犹置故处，器用百物，不忍复视……又况生处贫约，殆无第宅，永以为负。”这和他诗歌中的“念我室中人，逝去亦不回。结发二十载，宾敬如始来”等句一样感人至深。诚然，无论是目睹亡妻曾用之物，亦或是回忆起二人二十载中的朝夕相处、相敬如宾，都让诗人难以自持，思念亡妻，这样的悼亡之情因为镌刻在石碑上而更添隽永之感。

韦应物为亡妻写作的墓志更是其难得的书法作品，其书工整自然、端庄凝重，带有明显的魏碑风格。

白居易撰写唐会王李纁墓志

白居易：简练质朴的墓志

白居易作为有唐一代颇具知名度的诗人，素来以其诗朴实感人著称，还曾作诗《立碑》深刻讽刺夸大其词盛赞志主及其祖先、润饰太过的现象：“勋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复以多为贵，千言直万货。为文彼何人，想见下笔时。但欲愚者悦，不思贤者嗤。岂独贤者嗤，仍传后代疑。古石苍苔字，安知是愧词。”

其所作墓志便是平时质朴，多寡得当。任翰林学士时，白居易曾为宗室唐顺宗李诵第十四子会王李纁（790-810）作墓志。这篇墓志写作采用古体散文的艺术形式，虽然篇幅不长，但在行文间注重细节的塑造及人物个性的刻画，语言风格上突破了传统的骈辞所限，字句长短不一，追求晓畅质朴的表述效果，凸显写人记事的灵活生动，体现出秦汉史传古文的风貌。

中唐时期，白居易与元稹并称元白，提倡通俗写实的诗风，二人的友谊更是成为了诗人之间友谊的典范，白居易写予元稹的《与元九书》更成为了唐代诗歌理论中的重要著作。元稹去世，白居易为其写墓志，可谓“当仁不让”。

在元稹墓志的一开头，白居易便叙述了元稹的家世，从其六世祖以下，每一代都有叙述。之后，便以“公受天地粹灵，生而岐然，孩而嶷然。九岁能属文，十五明经及第，二十四试判入四等，署秘省校书，二十八应制策入三等，拜左拾遗”叙述元稹之天才，并述其为官一世之功绩，更阐明其著有百卷文集，被宫中唤作“元才子”。最终感叹到“呜呼微之！年过知命，不谓之夭。位兼将相，不谓之少。然未康吾民，未尽吾道。在公之心，则为不了。嗟哉惜哉！广而俗隘，时矣夫！心长而运短，命矣夫！呜呼微之，已矣夫！”二人的交情被叹为“金石胶漆，未足为喻。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通过这段情感浓烈的最后慨叹，也不难体味。

李商隐撰书王翊元夫妇墓志拓片

李商隐：同样擅长写文章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哀怨婉转的义山诗给人以凄美的享受。诗名未彰之时，李商隐以文章称著，得到了“今体章奏之外，尤善为诔奠之辞”的评价，其中的“诔奠之辞”便是墓志了。

在陕西长安出土之《唐故云麾将军右龙武将军知军事兼御使中丞上柱国太原县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太原王公夫人陇西李氏合榭墓志铭并序》(简称《王翊元及夫人李氏墓志铭》)，就是李商隐撰并书，宜阳鱼元弼刻字的唐楷佳作。此作书于唐宣宗大中三年(公元849年)。李商隐时年三十八岁，正值人到中年之时。

李商隐在这篇墓志中展现了他独具匠心的“诔奠之辞”。按一般志文先记官衔次记史籍，后缀溢美之铭。但李商隐并不按传统“套路”写作，他先在首一句交待了墓主王翊元元和十五年卒，大中二年“夫人陇西李氏卒”。随之交待了王翊元之子“孤管卜开而柑”徙地安葬父母的故事。

接着用叙事语言讲了王翊元在元和初向唐宪宗李纯献计献策，从而解决昭仪节度副大使卢从史的故事。卢从史野心勃勃，“奸狯得士心，又善附迎中人”，贪财、“沓猥”，史唐宪宗的心腹大患。而王翊元用计谋在宴会上命人佯装喝醉，趁着卢从史“时过其营饮情”，赏玩“宝带、奇玩”、“益押不疑”之时“立缚从史”，从而为宪宗解患。在记叙过程中，李商隐所撰写的墓志以唐宪宗与王翊元的君臣对话推动情节发展，在宪宗与王翊元密谋甚悦之时，自然以倒插笔补述王翊元之父王栖曜“先太师成公”的一般功劳。

新旧唐书只记王栖曜其子茂元之战功，而未记王栖曜“第四子”王翊元之“知兵”的智慧与战功。因而，李商隐的这篇墓志正好补史书之不足。在志文中，李商隐还记载了王翊元夫人李灵素之懿德，其叙述简而能尽。在李商隐的讲述下，一个相夫教子，“晚受道策、通佛书、融冶真玄诣绝至极”的“女师者”的形象跃然纸上。

自魏文帝曹丕将文分四科、定八体，便有“铭诔尚实”的说法，但“实”也可写出妙笔，若是像写流水账一样平铺直叙，也就没有什么妙思佳构。《旧唐书》称李商隐“坨善为诔奠之辞”。李商隐此“诔奠之辞”却写得委婉风行、跌宕起伏，正如《唐才子传》称其诗作一样“旨能感人，人谓其横绝前后”。白居易老退之后读了李商隐的文章，竟然说：“我死后，得为尔儿足矣。”

王翊元墓志是今天唯一可以看到的李商隐书法作品，用笔端庄儒雅，秀整而雄劲，转折处又圆润含蓄，形瘦实腴，也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原标题：一方墓志一扇窗）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袁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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