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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嵩:为佛教理论做出重大贡献的高僧

发布时间:2024-09-05 04:09:14作者:佛缘网
契嵩:为佛教理论做出重大贡献的高僧

高僧契嵩对佛教传播产生深远影响,至今仍有许多著作研究他的理论。

北宋时期,广西出了一位高僧,他就是“明教大师”契嵩。

“明教大师”契嵩(图片来源 资料图)

契嵩(1007~1072年),字仲灵,自号潜子,俗姓李,宋藤州镡津(今广西藤县)人。契嵩7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父亲临终前,让家人把这个小儿子送到寺庙当和尚。过了几年,契嵩的兄长们发觉他聪颖可教,想接他回家。他母亲反对说:“让孩子出家是你们父亲的遗命,不可随意更改。”于是,契嵩在13岁的时候正式落发为僧。

19岁的契嵩在寺庙中饱读各种经书后,仍觉得不够,打算到各地云游,增长见识。这一举动遭到族人反对,但母亲支持他外出。于是,他游历湖南、湖北和江南一带,没有固定的住所。他在游历期间,头上常戴着一座观音像,每天还口诵“观音菩萨”十万声。很多人见了,都说他对佛教虔诚,是一个有修行的好和尚。后来他来到江西筠州(今江西高安)洞山寺,师从晓聪禅师学法。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他又来到杭州,被那里的山水风光深深吸引,遂决定在灵隐寺永安院定居。

杭州素来是高僧云集之地,佛教文化氛围浓郁。契嵩本以为在此可以扩大自己的眼界、提升自己的境界修为,然而在与众僧交流、议论中,他大为失望。因为他看到很多人都目光短浅,和他们讨论禅宗祖宗等重大问题时更是时有分歧,难以共处。于是他改变做法,觉得与其对众人白费口舌,不如将自己的想法写成文字,流传于天下、后世。

契嵩首先看到,包括欧阳修在内的一些著名古文家极力提倡古文运动,强调儒教的正统地位,强烈排斥佛教,使得佛教的地位和处境十分艰难。他对当时的排佛浪潮十分不满,于是决定用笔杆子来为佛教正名。

契嵩于书无所不读,既通晓佛典,又精研儒籍,思想深邃又不乏灵性。他运用所学知识,引经据典,很快写出《原教》、《孝论》等10多篇文章。《原教》主要针对士大夫们反对佛教的情况,认为佛教和儒学的根本目的都是劝人为善,儒是圣人用以治理社会的,佛是圣人用来治理出世之人的,二者本质相同,排佛实属不该。《孝论》则对出家人是否应尽孝道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列举慧能、道丕、智藏等高僧孝顺父母的故事,说明出家人不应忘却亲情,同样要守孝道。契嵩认为,出家人的行善如果不能泽及生养自己的父母,那还谈什么关爱万物呢?他觉得出家人不应忘本,行道应从亲恩做起。

契嵩的这些论点犀利鲜明,行文流畅,颇得当时各界名流赞誉。当时很多学儒的士大夫如章望之等,争相传诵他的文章,很多文人逸士也乐于同他交流,他也趁机向众人讲述儒、释之道一致的道理。经他耐心劝导,很多士大夫改变了排佛态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儒、释的交融。

后来,契嵩又发现佛家关于禅宗的承传问题存在严重错误,佛教天台宗根据《付藏传》的记载,总共立了24位祖师,与历史不合。契嵩认为,禅宗传入中国的历史悠久,谍谱难免发生差错,缺乏知识的学者难以推考出传承根本,但又相互争论,各持己见,古今聚讼不休,祸害不浅。若不从根本上溯清禅宗的传承谱系,就难以将佛教的影响力继续扩大。于是他根据《大涅槃经》、《智度论》、《禅经》等佛家经典,以摩诃迦叶独得大法眼藏为初祖,溯源下推,到达摩祖师为28祖,从而论证24祖说是错误的。

他将考证各佛祖年代、事迹的文字共10多万字编成一本《传法正宗记》。之后,为了让众多佛家明了禅宗祖师世系,他用浙江所产的绸子排列绘制出各佛祖相互承传的图像,取名《传法正宗定祖图》。契嵩随后还考论各宗祖的事迹本末,编成《传法正宗论》两卷。契嵩的观点遭到天台宗的强烈反对,但他仍持己见,坚持与他们论辩。

随着这三部著作的问世,加上此前撰写的10多篇文章,契嵩从一名普通僧人一跃成为江南一带有名的著作家和论辩家,他的论著日益受到当地官员的关注。观察李瑾在读了契嵩的书之后,大为赞赏,于是上奏朝廷,赐给契嵩紫方袍一套。

尽管如此,契嵩的观点仅在江南一带有一定的影响力,他清楚地认识到,若要扩大声势,从根本上改变佛教的境遇,就要取得朝廷的支持。于是他将《原教》、《广原教》和《孝论》三文合编为《辅教编》一书,并携此书与《传法正宗记》等书北上京师开封。到开封后,他请开封府尹、龙图阁学士王素代他将二书的事上奏朝廷,并随即写了一封万言书给仁宗皇帝。他在《万言书》中重申了《原教》中的主要观点,希望仁宗能出面挽救佛教,然而仁宗皇帝并未及时答复。

随后,他又拿了一套书上进,并给皇帝上了第二封书。在《再上皇帝书》中,契嵩主要概括总结《传法正宗记》、《传法正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论》三书中的观点,认为祖是佛教的大范,宗是佛教的大统,如果宗、祖不明,天下学佛的人就没有统一的方向,危害极大。因此他请求皇帝下诏,将他的《传法正宗记》等书让传法院编入大藏,以此确立自己的理论正统。

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关景仁主簿等熟人,向宰相韩琦及富弼、田况、欧阳修等朝廷公辅大臣写信,并给每人赠送一套书,希望得到他们的重视和支持。韩琦和欧阳修对契嵩的辞采和观点都较为赞赏,这令契嵩兴奋不已。于是他主动拜访了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两人相谈甚欢,互相赞赏。契嵩的名字不日就传遍了京城。过了不久,仁宗皇帝读完了契嵩的书,赞赏有加,下诏将书交付传法院编入大藏,并赐给契嵩“明教大师”的法号。

仁宗皇帝的诏书使得契嵩的名望达到顶峰,韩琦等王公大臣纷纷接见他,这为契嵩传扬自己的观点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契嵩心满意足,谢绝了大臣们邀请他留居京师悯贤寺的好意,只身买舟东下杭州。

虽然契嵩的《传法正宗记》等书被编入大藏,但是很多学佛之人仍极力反对他的28祖说。他们纷纷搜寻各种证据与契嵩辩驳,契嵩也是寸步不让。他的态度甚至引起一些友人的不满。

契嵩此后一直居住于灵隐寺,并在晚年写了一部名叫《非韩》的书。该书共30篇,主要是针对韩愈的《原道》进行反驳。契嵩认为《原道》是古文家们排斥佛教的重要理论根据,驳倒《原道》便能从根本上去除排佛的理论武器。契嵩根据儒家经典,广泛征引韩愈的著作,全面批驳韩愈的观点不合儒家之道。契嵩的某些观点虽然牵强附会,却能自圆其说。

契嵩一生写了60多万字的文章,共100多卷,可惜到南宋初已经散佚一半。现在只留下《镡津文集》,连附录共22卷。他的主要贡献是通过著书和论辩,加速了佛教和儒家学说的融合。他的禅宗28祖之说,也为后世很多佛家所采纳。这些都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因为强于论辩,契嵩与众多佛门中人不合,但他能时刻注意自己的修行,始终以佛门戒律自律,生活俭朴异常,成为佛家典范。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66岁的契嵩在灵隐寺永安院圆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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