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十世班禅大师当翻译（中）
发布时间：2024-04-01 04:06:56作者：佛缘网1951年4月22日，习仲勋（前左）率领西北军政代表热烈欢迎途经西安赴北京的十世班禅大师（前右）。 资料图片
1961年，十世班禅大师（前排右一）在李维汉（前排右二）的陪同下前往井冈山参观。 资料图片
针对藏区民主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十世班禅大师向中央写了 情况汇报 。中央对此十分重视，1961年至1962年间，在北京专门组织人员对7万多字的 情况汇报 进行翻译，我是翻译人员之一。
通过这次翻译工作，我对班禅大师的为人、政治态度和他的学识有了直接具体的了解。通过翻译他的调查研究报告，我对于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所发生的问题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情况汇报 中提供的材料并不像有些人后来批判的那样，是 被打倒的反动农奴主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 ，通过班禅大师的嘴 攻击党和人民政府 ， 攻击民主改革 ， 向翻身农奴反攻倒算 ，企图 恢复封建农奴制度 。相反，这些材料绝大多数是基层干部、农奴群众、贫苦喇嘛所反映的，代表了广大贫苦农奴和普通僧尼的利益和愿望。
1988年11月，应《人物》杂志编辑部之约，我准备写《班禅大师》一文，向班禅大师请教了几个问题，重点是 情况汇报 的写作过程和评价问题。大师向我讲了一件事：1961年底，这份报告翻译出来后，先给李维汉等首长审阅。一天下午，中央统战部给班禅大师打电话，说李部长请他赶紧到部里去一趟，还明确说不要带翻译，因为班禅大师会讲简单的汉语。
班禅大师到了中央统战部，早已在门口等候的秘书把他请到李维汉的办公室。李维汉坐在大办公桌后面，没有起身，也没有同他握手，只招了招手，示意请坐，这很不同于以往。班禅大师见李维汉态度严肃，沉着脸，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心里有点紧张。这时，李维汉指着桌子上的材料，严肃地对他说： 这些是真的吗？是真的吗？
班禅大师这才发现，桌子上的材料正是自己写的报告。班禅大师坦然地对李维汉说： 全是真的。 李维汉提的问题，是关于平叛扩大化的，还问了一些具体数字和具体情节。
李维汉坐在椅子上，看着面前的材料，默默无语。过了好一阵，他像是对班禅大师说，又像在自言自语： 怎么能这样！ 那时，班禅大师的汉语说得不好，身边又没有带翻译，看着李维汉严峻的神态，不知说什么好。
又是一阵沉默。班禅大师看到李维汉盯着面前的材料，脸色惨白，额头上冒着冷汗。他知道李部长身体不太好，就劝他不要看了，回家休息。这时，正好秘书进来送文件，也发现李维汉脸色不好，就立即打电话叫了保健医生。李维汉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好像还在继续思索什么问题。班禅大师上去搀扶他，发现他的手冰凉。后来，听说他血压升高，心跳加快，休息了好几天。
班禅大师曾对我说，他1951年4月到北京时就认识李维汉部长。在中央领导同志里，李维汉是与他接触最多、关系最密切的一位，可以说是忘年之交、莫逆之交。 阿沛副委员长说李部长是他的良师益友，李部长更是我的良师益友。 班禅大师说，李部长与其他领导人不同，性格内向，比较严谨，平时会见客人都是在会议室或会客厅，而这次让班禅大师进他的办公室，可能是要重点跟他谈报告中提出的问题，但因为身体原因，什么也没有谈成。
李部长和习老都是好人，有实事求是精神，他们关心各族人民的疾苦，也了解藏族人民的苦难。 大师不无痛惜地说，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李部长和习老都受到牵连，吃了很大的苦头。
班禅大师还曾对我说： 乌兰夫部长也很关心我的报告。
班禅大师的报告于1962年六七月份经周总理报送中央。周总理亲自找班禅大师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等人谈话，要他们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亲密合作，共同把西藏的事情办好。在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形成了4个文件，对纠正 左 的错误作了许多具体规定。
当时，中央已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了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八字方针，大力纠正 左 的错误。纠正藏区平叛和改革中 左 的错误，也是调整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发展的一个内容。在整顿过程中，中央撤销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的职务，改组青海省委，指出他们犯了 路线性的错误 ；调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杨植霖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调公安部副部长王昭任青海省省长；撤销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孙光的职务，取消其少将军衔；恢复扎西旺徐青海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的职务；撤销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的职务，让汪锋接任。
乌兰夫还以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名义，建议中央把参加青海、西藏平叛的内蒙古骑兵师调回内蒙古。中央批准了乌兰夫的建议。
但是，1962年9月，即班禅大师的报告上交仅两个多月后，在北京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就发出了 千万不要忘记阶段斗争 的号召。不久，在西藏开始批判班禅大师，在北京开始批判喜饶嘉措大师。后来，有人把两位大师联系起来批判，说他们组成了 班禅、喜饶嘉措反革命叛国集团 。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撤销了班禅大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1968年，班禅大师蒙冤入狱，直到粉碎 四人帮 两年以后才恢复自由。
班禅大师的报告，对于纠正藏区平叛改革过程中 左 的错误，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其历史功绩所在。有人说，班禅大师写 七万言书 是受了他的经师恩久活佛和计晋美的挑唆和鼓动，其实这完全是误解。事实上，恩久活佛、班禅大师的父母亲、计晋美等人都是坚决反对班禅大师写书面材料的，因为他们亲眼见到各种政治运动中因言惹祸造成的严重后果。
从班禅大师的角度来看，在旧西藏，虽然历来把达赖喇嘛与班禅相提并论，但是实际上达赖集团控制着整个西藏地方的政权，而班禅集团直接管辖的地区极其有限。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 十七条协议 ，班禅大师才恢复了固有的地位和职权，才能返回故乡日喀则。
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国外后，噶厦政府被解散，班禅大师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并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很多人看来，这是班禅大师最好的时期，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这样好的机遇，他完全可以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只享受人民的爱戴就行了。
但是，班禅大师为什么要力排众议，坚持写这个报告呢？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藏区平叛改革过程中，在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的确也出现了错误，伤害了一些藏族群众的利益，在国内外会造成不好的影响。班禅大师正是站在维护共产党、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角度，才义无反顾地提意见。正如他后来所概括的那样： 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藏族人民，热爱自己虔诚信奉的佛教。 这 四热爱 是班禅大师基本的政治态度，也是他一生的光辉写照。
（本文由肖静芳整理）
版权声明：凡注明“来源：中国西藏网”或“中国西藏网文”的所有作品，版权归高原（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任何媒体转载、摘编、引用，须注明来源中国西藏网和署著作者名，否则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