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民间慈善活动的特点与影响

　　——上海“耀华路念佛小组”慈善活动纪实

　　刘元春

　　这里所说的“佛教民间慈善活动”,特指佛教居士自发组织的慈善活动。这些活动,一般是由某个“念佛小组”成员自发自愿开展的,既有成员间的互利互助,也有社区内的扶贫济困。在上海,佛教居士中有不少自发组织的“念佛小组”。他们多数是因为年老体弱、交通不便等原因,难以经常参加寺院佛事活动,于是大家相约在某个信徒家里,几个人、几十个人一起诵经拜佛,有时也会请有关法师、居士来讲经说法,开展印经、朝山、放生等佛事活动。在他们的信仰活动中,“助念往生”与“慈善互助”占有很突出的地位,发挥出十分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我一直跟踪调查上海浦东新区的“耀华路念佛小组”,并多次参加他们相关的活动,了解到他们从事慈善活动的一些真实情况。这里,仅把自己了解的相关实例,简要地介绍出来。

　　一、组织与管理

　　这个念佛小组事实上是有城乡两个不同群体组成的,包括在上海浦东新区上钢新村街道的“耀华路念佛小组”和在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的“洞井村念佛堂”与“鞋塘村念佛堂”,都是由一位叫戴根兰的居亡牵头发起的。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就借用“耀华路念佛小组”作为通称。

　　在上海的“耀华路念佛小组”,主要是居住在浦东新区上钢街道的城市居民信仰者组成,经常参加活动的有56人,其中男平均年龄65岁,男6人,女50人,都是离退休老人,他们的生活状况多属于一般市民平均生活水平,不富裕也不贫困。他们的念佛活动,基本上是固定在一位居士家里,老两口,房子不大,30多平方米,每次都是济济一堂。另一个是在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农村的“洞井村念佛堂”与“鞋塘村念佛堂”两个小组相距约9公里,前者有40多人,后者有90多人,共约130余人,主要是当地的农民,其中90%是中老年人妇女。鞋塘村的发展较晚,是从2003年4月开始的。按当地农村的生活水平衡量,他们贫富不等,其中有少数小企业老板,多数是靠种田生活的农民。洞井村念佛堂设在戴根兰居士的老宅,100多平方米上下两层土木结构砖房里;鞋塘村念佛堂设在其负责人庄某家宅里,比较宽敞。在他们的佛掌里,摆设很简陋,正堂放置一张供桌,供放着几尊佛菩萨像。

　　戴根兰,生于1923年,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洞井村l现在家住浦东新区耀华路上钢五村。1946年,独自一人来到上海荣(毅仁)氏纱厂(后国棉22厂)做工,曾做过信徒多数还到过浙江农村参与那里的活动,资助那里的社会公益活动。

　　佛教慈善应当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精神层面的。广义地讲,用佛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人们除恶兴善,慈悲利世,都是佛教慈善的涵义。但是,针对佛教居士群体活动来讲,他们主要是对那些处于苦难或者病危阶段的人们,给予精神劝慰、鼓励,比如临终助念等。这是人们生命状态最真实的阶段,也是佛教信仰活动对个体生命最能显示出心灵震撼的时刻。二是物质层面的。在人们处于无助的困难时刻,不论多少,物质上的资助是十分必要的。针对这些问题,戴居士曾提出并制定了开展慈善活动的一些规矩。他们成立了“临终助念团”,把信徒分成六个小组,每个小组每次两个小时,共24个小时。当人临终时,助念团信徒独自或者帮助家属在合声助念阿弥陀佛号同时,再用鼓励和赞颂的语词劝慰临终者平和地走完今生的路途。他们不仅对信仰者,对非信仰者中的鳏寡孤独者都热心帮助。他们完全自愿并免费,有时还集资帮助贫穷的临终者家庭。尤其在农村,已经有多人得到了念佛助念,安祥地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刻。

　　在物质层面上,他们根据佛教“布施”中包括法布施、财布施、无畏施的思想,规定念佛小组每年开展三次布施活动,同时随时举办必要的慈善捐助,奉献爱心。其中,“法布施”主要是印经,一次1万元左右,印制诸如因果报应方面的小册子等教内外都可以看的书籍,弘扬佛教的伦理道德精神。财布施主要是每次赞助上钢街道侨联会1000元、上钢五村、六村居委会各500元,支持他们济残扶困等慈善事业。另外,用去数量不等的善款资助寺院放生活动,培养大家热爱生灵的善心良愿。

　　近几年,他们积极组织的慈善活动,内容广泛。下面举出几个慈善活动实例——

　　(1)救助重病儿童

　　2000年9月,戴居士得知耀华路270号401室的一位9岁儿童姜达伟患有多种疾病,需要救助。她马上到家里探视,得知孩子父母离异,母亲下岗,父亲靠钉鞋收入微薄,现在与外公外婆、一个有精神病的姨妈共同生活,全家就靠外公几百元退休金生活。她本人先出500元,并且要每天出10元为孩子买营养品。随后号召人家捐助,有48位居士分别出资5—50元不等,当天募得1500元,交给居委会用于治病。

　　(2)救助返沪知青

　　2005年初,一位居士告诉戴居士说,有一位50多岁的返沪知青,身患癌症,因为没有上海户口,没有医疗保障,无法看病,很痛苦。她组织居士们集资1800元,直接转交给病人。

　　(3)整修水井

　　2000年夏,戴居士在洞井村出资并组织信徒整修水井。这口古井出自然泉水,过去供应全村千余人的生活用水。但地势低洼,多年来没有人管理整治,.成为道路污水汇聚处,严重影响用水质量。戴老居士个人先出资200元买水泥,请人整修道路后,组织信徒亲自动手清污。之后,她拿出仅有的1340元存入当地银行,作为奖励每年两次清污人员的费用。她提出,每年春节与端午节前,大家共同清理水井,方便居民生活。至今,已经坚持了5年。

　　(4)修通山路

　　2003年,上海与浙江两个小组信徒集资4000余元,用于修建通往当地风景区滴水洞的山路。滴水洞是天然形成的,曾经在抗日战争中成为当地村民躲藏的庇护所。后来,村民在里面供奉了城隍、土地爷等民间神祗,寄托着感恩与追求平安的信念,义处于松柏翠竹环绕的山地风景区内,是当地人聚会活动的场所。现在,成为外地人、城里人必去的休闲胜地。

　　(5)慈善基金会

　　2001年,戴居士个人出资1500元,2006年增加400元,作为基础基金。用来每年供奉洞井村70岁以上老人,每人每次2斤油枣。油枣是当地老人喜欢的食品。她这样做,目的是想提倡孝敬老人的风尚。

　　三、作用与影响

　　这个念佛小组的相关活动,在城乡信徒之间都起到了“信仰价值导向”的作用,也获得了社区人群积极的评价。戴居士个人的道德行为,所起到的模范作用是很人的。

　　她在带领居士们从事慈善活动的时候,总是说:“我们能够出资放生,或者求往生,那怎能见死不救呢?”她认为,佛教最强调教育,而教育的目的是引导人们实践佛法真理。真正的佛教徒,只有亲身实践佛法,行动起来,才是最有说服力的教育。“听经念佛,向观世音菩萨学习大慈大悲,向弥勒佛学习笑脸相迎。”

　　戴居士在日常生活中十分节俭,她/L乎不打出租车,总是挤坐公共汽车。她的儿女多次劝她来回打车,注意安全,但她总是说:“在上海一次来回打车的钱,可以让农村穷人办不少事情!”

　　她多次对我说,自己穷人出身,受了不少苦,所以看到穷人,就像自己当年一样,感觉难受。儿女不需要我照顾了,还都很孝顺,我能够把自己的退休金节省卜来,为大家办些好事。金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好事有好报,好人有好报。自己做点好事,心情就好,身体也好,所以自己过去的病魔都跑了。健康地生活着,就是最大的福报了。

　　因此,她每作一件事,总是同时进行思想教育工作。比如,在洞井村清污水井之后,她让人在石壁上写了《通告书》:

　　“村民们,为了饮水清洁,特此通知佛友们清除污染,使洗涤水畅通,保持井

　　水清洁。希望村民们共同配合遵守!”

　　随后,还逐户作工作,讲解自利利人、因果相牵的道理。我曾经到实地去,看见村民们在那里喜笑颜开,都称赞戴居士等佛教徒们做的大好事。甚至有不少人赞叹说:“一个老太婆真行,为村民办了实事!”洞并村党支部、村委会联合发布《表扬信》:

　　近年来,由上海退休工人、八十高龄的戴根兰为组长的念佛小组,在我们村做

　　善事、好事、实事,得到了广大村民一致的好评。

　　念佛小组大都是年老体弱和部分家庭妇女自愿组成,经济收入并不高。可是,他们使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在2000年3月17日,为清理村民的饮用水井卫生,光排出垃圾及污泥,就达300多担,使水质明显好转。同年12月18日,他们集资将村内一条因年久欠修的主通道(弄堂)改作成水泥路面,大大方便村民通行。这些善事好事,广大村民高度赞扬!对于他们救助儿童姜达伟的事迹,上钢街道与耀华居委会的负责人都曾当面称赞过,认为这些老人的行动也教育和鼓励了他们,他们的自发行动时时鞭策着他们为人民服务。《新民晚报》、《浦东新区周报》等新闻媒体,也都先后进行了报道。虽然报道中没有点名是念佛小组的信仰行为,但是,也给了他们不小的鼓舞。《浦东新区周报》2000年10月19日第三版《紧急救助十岁病孩姜达伟——上钢街道耀高小区居民献爱心的故事》报道中写道:

　　小区里一位老人不仅捐钱,还主动与小达伟结对,每天拿出10元钱为孩子买

　　营养品,经常上门和他谈心,鼓励他与病魔做斗争,做一个勇敢坚强的孩子。

　　针对戴根兰居士及其带领的耀华路念佛小组慈善义举,中共上钢新村街道工委、宣传统战科、各界人士联谊会、上钢街道耀华路居委会等组织都曾先后颁奖鼓励。戴根兰居士被“评为2000年度扶贫帮困献爱心活动积极分子”。2001年2月,上钢新村街道宣传统战科与各界人士联谊会共同颁发的《奖状》中写道:

　　耀华路全体佛友念佛小组,在社区扶贫帮困活动中,热心赞助,成绩显着,特

　　给此状,以资表彰。

　　列举这些社会各级政府与宣传媒体表彰内容,是想说明一个事实:这个佛教居十团体的慈善行为,哪怕是多么微不足道,都能得到社会各界的充分尊重和肯定。

　　四、感受与思考

　　佛教信徒的信仰活动是多层面多形式的。根据人乘佛教的信仰活动特点,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是纯宗教意义的信仰活动,比如,佛教徒的礼佛诵经、持戒修行等,这是信仰者的本份。另一方面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活动,这是在信仰观念的影响—卜积极参与服务现实人群的行为方式。比如,佛教徒在“人间佛教”精神鼓舞下,所从事的扶危济困等的菩萨行,都是普利社会的好事,已经超越了纯粹的宗教意义。分析佛教徒信仰活动的特点,应该从这两个视角去观察和思考。

　　佛教倡扬众生平等和大慈大悲的精神,这是佛教慈善的思想根底。佛教慈善活动有多种表现方式,有人喜欢套用“出世的”与“入世的”概念来划分。一般人的理解,前者注重来生的去处,后者注重今生的生态。我倒倾向于,前者关注的主要是精神境界的安顿和超越,后者关注的主要是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升。以上所述,念佛小组的活动方式,恰恰涉及了这两个层面。他们的活动没有漂亮的口号、没有夸大的渲染,很少“机巧”,很少“神秘”,也不“缥缈”,而是实实在在地贴近普通民众,贴近现实生活。

　　实际上,不论是在上海,还是在浙江农村,他们作的最多的是经常组织大家探病问苦。因为大多数是退休多年的老人,他们经济能力有限,不可能有太人的物质帮助,只有力所能及。他们聚会,最直接的作用是老人们之间传递相互的信息,身体状况,家常里短,互相安慰,身心愉悦。当听到某个人某个家庭出现病灾或不快,他们一般儿个人打个招呼,买些水果、补品,相约去探视、劝慰。上钢新村的居士们经常电话联系,交谈的多是大家的生活情况,会转告某人需要帮助的信息,然后共同想办法解决。在浙江金华农村的,因为多数与戴居士左亲右临,也会经常把那里的琐事以电话相告,共同商议解决。农村的信徒们节日聚会时,自带米面、青菜,一起做饭吃饭,欢声笑语,亲情融融。这时候,他们往往是在“说人”,而不是在“念佛”,伦理亲情与温良和善的生命律动,升华并超越了信仰的憧憬!

　　近些年,在对上海市佛教信仰情况调查中,发现佛教慈善活动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1999年初,对224位居士进行了调查,在“信佛的机缘和参加佛教活动的日的”问卷中,回答“受佛教徒善良行为的感染,认为信佛就是做好人”的占到26.79%,“受到了佛教界好人好事的帮助,有报恩目的”的有0.36%,“临终时不受苦,被佛菩萨接引”的有31.25%,“学佛可以成为受人尊敬的人”的有0.40%,“离退休、下岗后无事可做,感到孤独,信佛可以找到朋友,互相来往、帮助、安慰”的有0.45%;在“信佛后的实践活动和精神感受”问卷中,“经常做好事,帮助穷人、病人、老人、残疾人等”的占到26.34%,“敢于主持正义,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积极参与社会有益的活动”的占0.58%,“改变了自己的处事方式和不良个性,与人团结友爱,关系和谐、愉快”的占20.09%,“常与教友们来往,不孤独不忧虑,精神好,身体好”的占19.64%:在“对佛教能够发挥积极社会作用的想法”的问卷中,认为佛教发挥作用最主要的在“社会道德规范”的占到54.91%,“个人修身养性”的有42.86%,认为现阶段佛教最需要的活动是“切实的信仰建设”的占92.86%,而最关键的是“开展积极的公益活动,为社会作出实际的贡献”的占18.75%;在“意见汇总”中,居士们普遍提出要“多做有益的社会公益活动,提高佛教在大众中的形象”、“集中善信的功德,成立一些义工组织,济世救人”、“要根据信徒们实际的修行和对社会的贡献,进行评比,树立先进,以激发大家为现实服务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很显然,佛教慈善活动不仅对信仰者,而且对一般社会人群,都有不小的感召力,产生两性互动。可以说,积极入世,展现个性,服务社会,是当今居士佛教信仰活动中的突出品质。

　　在他们的信仰心态中,尽管很自然地保持着对来世的憧憬和佛菩萨保佑的期求,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更加关注对自己精神的提升和陶冶,更加热心于对社会有益活动的参与,也就是说,他们期望通过佛教信仰活动改变自己生命状态,确立自己人生的社会价值。把自己的信仰行为与社会人生价值联系起来,并且积极寻求贡献社会人群的途径,是值得高度重视和热情鼓励、有效引导的大好事,是与当代社会发展要求相协调的良好行为,是大乘佛教精神的实践趋向。回馈社会、服务社会和积极主动解决社会问题,是佛教界融入社会,积极参与社会变革,从而展现“人间佛教”枉会价值的最有效途径。这也是党和政府“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任务。

　　戴居士及其念佛小组的活动,他们的作用与影响,是当前佛教慈善活动的一个缩影。他们的活动有佛教信仰力量的作用,更是人类善良本性的驱动,也是人类友爱和文明的表现。他们施用的对象和范围有限,但是,其精神价值和社会意义,却是深远的,巨大的。对于追求真善美的人们来讲,不论他们的力量多么有限,他们的奉献多么微薄,而他们的信仰实践与理想追求,都是值得尊重和珍视的!

　　当然,在调查中,我也时常感到他们的困惑。他们的慈善行为,虽然受到广泛的赞扬,但是,因为他们的慈善活动基于一定的佛教信仰理念,而时常会被人误解、甚至批评;在社会媒体宣传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个信仰的背景而有意或无意地被“忽略”、“淡化”。这些问题的存在,因为有其历史的、现实的限制,的确不能用简单字眼来形容。但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的确也削减了他们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热情。

　　宗教信仰活动是社会人群、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作为精神保障而获得社会支持的途径之一。随着老年社会的到来,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也将不断增加,诸如老年人的物质赡养与精神维护必然成为全社会的重要问题。对生死的渴望与惧怕,必须有一定的信念支撑和安慰,才可能使之泰然自若,具有健康的心态。另外,社会体制的不断变化与竞争的日益激烈,中年人、青年人又将不断面临生活风险的考验,如果没有比较成熟的精神理念与坚强意志,就会带来更加复杂的社会问题,影响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也就是说,不同年龄阶层的人群,都需要“社会支持”。“从社会学视角来看,社会支持是一定社会网络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者进行无偿帮助的一种选择性社会行为。””也就是说,所谓“社会支持”不仅包括社会物质保障,同时应该包括社会精神保障,两者应该是有机的和谐统一,不可偏废。就人类的本性来讲,在基本的生存需求得到保障之后,精神生活的要求更加突出,寻求多样的、符合自己内在情感取向的精神活动,是必然的。因为弱势群体普遍存在的敏感、脆弱、消沉等心理障碍,使他们更需要社会群体的安慰、帮助、理解,使他们在感到被认同、有归属感、有寄托的心理自慰的同时,自强自立。这是一个文明社会应该允许并加以积极引导的事业,是社会公正民主的标志。因此,当前在建立和实施社会保障体系的时候,应该注重建立顾及各种人群的多样的社会精神保障体系,应该保护并引导社会主体信仰之外的精神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健康发展。

　　中国人推崇感恩,而中国农民最知道感恩,他们有“滴水之恩,涌泉以报”的淳朴品格。长期以来,他们处于社会底层,他们最需要被尊重。他们的心态反映着社会弱势群体的一般情感,而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和情态是慈善事业关注的基点,也是佛教慈善关注的重心。弱势群体需要物质的帮助,也需要精神的支持。生活的艰难可以度过,但尊严的被忽视或者歧视却不能忍受。——对生命尊严普遍的尊重,对生存个体真实的支持,正是社会慈善的精神之所在,也正是佛教慈善的精神之所在。

　　(作者刘元春,1963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