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为人们所喜爱，不仅仅会因为它的自然环境，更多的，是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人群、风俗、历史......以及信仰。

佛教在大理的流传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佛教早在唐代初期就传入了洱海地区，到南诏中晚期，佛教逐渐取得了在洱海地区的主导信仰地位。

到大理国时，佛教更盛。段氏大理国王共传22主，其中有9位为僧。其中大理国王段思平更是“好佛，岁岁建寺，铸佛万尊”。

元代以后，禅宗大兴。苍洱之间，处处晨钟暮鼓，寺院遍布，大理当时被称为“佛教之齐鲁”，并有妙香佛国之美誉。

到明代，仅鸡足山就有8大寺和10多个小寺，清代鸡足山又发展成为以祝圣寺为中心的36寺72庵，常住僧尼5000余人，成为中国西南和东南亚的佛教圣地之一。

如今，在大理及周边的白族村寨中，还存在着以中老年男性和女性为主的“洞经会”和“莲池会”等宗教信仰团体。

洞经会主要在重要的祭祀等活动中演奏洞经古乐；莲池会每逢初一、十五都要斋戒，在会期或者重要的民俗节日都能看到她们聚在一起祭祀祈福，手持木鱼、小铃，口诵佛经，节奏整齐，韵味悠长。

△图片来源于网络

佛教在白族地区的长期传承，留下了大量的佛教文化遗存，崇圣寺和鸡足山更是其中的代表。那么，同时作为大理佛教文化的象征，这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异同呢？

崇圣寺——“物质载体”

整个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区，我们可以将之看作是大理佛教文化的一个“物质载体”。

前区的大理三塔，作为大理文化的象征，一千多年来屹立在苍山洱海之间，展现着白族人民非凡的文化创造力。

而后区的崇圣寺，其盛时“基方七里，三阁七楼九殿，为屋八百九十一间，有佛一万一千四百尊，用铜四万五百五十斛”，是当时“妙香佛国”的中心，被誉为“佛都”。

而除了建筑，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区内的文物也都凝结了大理佛教文化的精髓。

先来说说三塔。三塔除了塔身具有极大的价值之外，塔内还出土了诸多文物，金翅鸟、阿嵯耶观音像、东方阿閦如来佛，鎏金银质密檐式塔模......

这些都是大理佛教文化的代表性文物，从这些小小的文物中，我们便可窥大理国时期佛教文化的鼎盛。

再来说说崇圣寺。与一般寺院不同的是，崇圣寺不仅仅供奉了常见的释迦牟尼、阿弥陀佛、药师佛、韦陀佛之外，还供奉着大理地区最为尊崇的的阿嵯耶观音和象征着白族人本主文化的大黑天神。

除了雕像之外，崇圣寺还有一座独特的大殿——高僧殿。

前面说到，大理国时期，佛教兴盛，大理国22代国王有9位国王在崇圣寺出家为僧，而这高僧殿便是用来供奉这9位帝王僧的所在。

除了高僧殿，崇圣寺的大雄宝殿内也大有文章。大雄宝殿一向是寺院里最为庄严宏伟的存在，但是崇圣寺的寺院不仅雄伟庄严，佛像的摆放也异于寻常寺院。

崇圣寺大雄宝殿的佛像摆放位置来源于《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卷》中的“释迦牟尼佛绘图”，而崇圣寺的大雄宝殿之内也存放着一幅木雕仿画卷，围墙而立。

鸡足山——“精神载体”

而作为“东南亚佛教文化中心”的鸡足山，更像是大理佛教文化的“精神载体”，是诸多信徒们的目的地。它与著名的四大佛教名山齐名，在云南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尤为深远。

据清人范承勋《鸡足山志》第九卷《重建华严思碑记》记载，相传周孝王十四年，释迦牟尼大弟子饮光迦叶尊者入定鸡足山。

宋代，有僧人慈济在山上修行，崇奉迦叶，佛教随之在鸡足山兴起。

从元至明代初期，相继有和尚源空、普通等上山结茅潜修。

明永乐正统年间，少林寺派了通、了晓两和尚在鸡足山建造了第一座大型寺院石钟寺。

元、明两代，山中建成了以寂光寺、迦叶殿为主的8大寺和71丛林。

到清代光绪年间，又发展到以祝圣寺为中心的36寺、72庵共108座寺院的庞大建筑群，僧尼多达5000多人，成为云南乃至东南亚地区著名的佛教文化中心。

而鸡足山之所以在中国的佛教文化中有这样的地位，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也是分不开的。

唐代以来，白族地区信仰佛教密宗，滇西北一带信奉藏传佛教，滇西南以及南亚、东南亚地区主要信仰小乘佛教，鸡足山则以汉传佛教为主。

由于鸡足山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在佛教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它在以上地区都有广泛的影响，成为联系佛教不同教派的交流中心。

每年都有来自不同佛教教派的信徒来鸡足山朝拜，每到佛教庆典，内地、云南全省以及东南亚各国的信徒齐集鸡足山，成为不同佛教教派的大集会。

如同大理是西南丝路的交通枢纽一样，鸡足山也是佛教文化交流的中心。这是中国内地佛教圣地所不具备的重要特点。

在鸡足山的任何地方，登山的石阶、华首门、金顶寺......你都可以见到诸多虔诚的信徒，三步一叩首，虔诚跪拜，虔心靠近。

在他们的眼中，鸡足山不仅仅是一个登山健身观光的地方，更是他们内心极为神圣的地方，是他们所要追寻的信仰。

△图片来源于网络

【编辑】阅云南·九卿城

【备注】转载本文请注明出处，图片未经允许禁止用作商业用途，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