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才是第一个真正抵达天竺的高僧？揭开了中国佛教史新的一页

法显，才是第一个真正抵达天竺的高僧？揭开了中国佛教史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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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丝路是一条古代东西方交通往来的友谊之路，也是一条充满千难万险的道路。它路途遥远，行程漫长，途中有浩瀚的流沙，耸立的雪山，山路崎岖，气候恶劣，种种障碍，难以尽述。古代的旅行者穿越大漠和荒野，经过长达数月的艰难跋涉，克服各种无法预料的危险，才能走完漫长的旅途，抵达遥远的目的地，这需要多么坚韧不拔的勇气和毅力。

汉唐以来，曾经有过许多勇敢的旅行者，在丝路上留下了跋涉的身影。什么困难都阻碍不了他们坚定的步伐。物质追求常常是商旅的动力，那些古代旅行者的财富，则是精神和信念。也许还有对梦想的追求，给了他们非凡的气概和充沛的活力历史的风尘湮没了许许多多东西，包括那些煊赫一时的权势，富贵荣华的家业，以及曾经炙手可热的人物。但那些古代跋涉者崇高的追求，执着的精神，却常常穿越时空，化为人们百读不厌的绚丽篇章。高僧法显的万里之行随着丝路的畅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频繁，中国的丝绸和华夏文明大量西传，来之异域的物产和宗教也进入了中国。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佛教了。

佛教于公元前6至前5世纪发祥于北印度，为释迦牟尼所创立。释迦牟尼生存时代大约与中国的孔子相同。佛教起初规模较小，后经印度阿育王、迦腻色迦王提倡，逐渐扩大，流布于东方各国。据一些史籍所载，佛教大概于东汉明帝时期（公元58—76年）传入中国，也有人认为佛教东传中土可能在汉明帝之前就开始了。这种传播经过数百年的延续，到了晋代，佛教遂成为影响最大的宗教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佛教传入中国，是东方文化史上，甚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意义无论怎样评价，也是不会过高的。佛教不但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且由中国传入朝鲜和日本，也影响了那里的文化发展以及社会风俗习惯。佛教至今还是东方千百万人所崇信的宗教。如果没有佛教的输入，东方以及东南亚、南亚国家今天的文化是什么样子，社会风俗习惯是什么样子，简直无法想象。”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印度河和恒河孕育出了印度文化，黄河和长江孕育出了华夏文化，丝路的开通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而佛教的广泛传播则是华夏文化与印度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大事。佛教的传播与影响，与历代高僧们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东晋的法显，便正是这样一位曾沿丝路西行的高僧。出生于平阳郡武阳（今山西临）一个龚姓家庭的法显，自小就出家了，20岁接受大戒，深入学习过佛经，对佛教怀有虔诚的信仰。他生活的时代，佛教传播已相当广泛，各地寺庙众多，僧尼大增，佛教的翻译已赶不上佛教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戒律经典十分缺乏。法显便萌生了西行求法的念头。当时佛经在中土的翻译和传播，主要是被动接受的方式，如法显之前的高僧道安、慧远等人都是通过接受东传的佛经而宣讲弘扬佛法的。

另一位翻译传授佛经的高僧鸠摩罗什，则是由天竺（印度）、龟兹来到凉州和长安的。法显与他们不同，不甘心等待接受，要走到天竺去拿佛经。当然，法显并不是西行求法的第一个倡导者，在他以前就已经有一些由中原等地远赴西域的僧人，做了取经的尝试。譬如曹魏时代的洛阳人朱士行，“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正式出家受戒的和尚”，于魏高贵乡公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从长安西行，辗转来到了于阗，将获得的梵文佛经由弟子于西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带回了洛阳，而朱士行则终生留在西域，80多岁病故于此。朱士行等人揭开了中国高僧西行求法的序幕，但他们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却大都没有到达目的地，而法显才是第一个真正抵达天竺的高僧，揭开了中国佛教史新的一页。

公元399年（晋安帝隆安三年），法显从长安出发，开始了不平凡的西行。与他同行的，还有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人。在这些同伴中，法显是年龄最大的已六十出头。他们跋山涉水，沿河西走廊向西，到乾归国（今甘肃兰州外），在寺庙里做了几个月的休整，称为“夏坐”。然后继续西行，于第二年到达张掖，在这里的寺院里做了第二次“夏坐”，又有几名僧人自愿加入了他们的西行队伍。随后他们便途经敦煌，西出阳关，穿越白龙堆沙漠进入了行程中最为艰难的跋涉。这里气候干燥，沙物，有时大风骤起，会形成铺天盖地的沙浪，将行人埋没。而且四顾茫然，常常会迷失方向。他们只能“视日以准东西，人骨以标行路”。

经过17个昼夜舍生忘死的跋涉，终于望见了绿洲，来到了罗布泊西南的鄯善国。他们略作停留，又向西北沿塔里木河到达焉耆，进入丝路北道。当时这里盛行小乘佛教，而法显一行属于大乘教，因而备受冷落。后在前秦皇族苻公孙的资助下，他们又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沿克里雅河谷向西南而行，在气候恶劣的大戈壁里历尽艰辛来到了丝路南道上的著名绿洲于阗国。法显在于阗停留了数月，观赏了当地佛教行像仪式，这才继续西行，经子合国（今新疆叶城），然后进入地势高峻的葱岭地带（帕米尔高原）法显一行越过葱岭后，来到了北天竺。同伴中有的已半途折回或病亡，只有法显、慧景和道整三人继续南行。在翻越小雪山（阿富汗苏纳曼山）时，风暴骤起，天寒地冻，慧景经不住高山严寒袭击，口吐白沫而死。

法显在悲恸中顶风冒雪，奋力前进，终于越过了海拔5200多米高的小雪山，渡过辛头河（印度河上游），到达了恒河流域的中天竺。这里是佛教圣迹荟萃之地，佛事昌盛，名胜众多。法显在这里逗留往返，遍访各处古迹名胜，先后到过毗荼（今印度旁遮普）、摩头罗国（今印度马土腊）、僧伽施国、沙衹大国、拘萨罗舍卫城、迦维罗卫城（今尼泊尔境内）、蓝莫国、拘夷那竭城、毗舍离国、王舍城、灵鹫峰、伽耶城、摩竭提国巴连弗邑等处。其中舍卫城（今印度巴赖奇附近）是有名的佛教圣地，相传释迦牟尼曾在这里居住说法。巴连弗邑（今印度巴特那）是印度阿育王的故都，孔雀王朝的发祥地，佛教极盛，有当时印度最大的佛教寺院，为佛学的最高学府。

法显在这里住了三年，学会了梵文，抄写了许多佛经。法显西行求法的最后一位同伴道整，迷恋于此，便留在了天竺佛教的中心。法显并没有中断自己的行程，继续独自周游，来到了恒河三角洲佛教盛行的多摩梨帝国（今印度泰姆鲁克），在这里又住了两年，抄写经文，绘画佛像。之后，法显随商船出海，渡过孟加拉湾，到达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在王城的无畏山精舍（寺院）里又住了两年，获得了许多佛教经典。至此，法显出国已经12年了。有次在寺院里玉佛前看见一把中国的白绢扇，身在异乡的法显，怀念故国之情油然而生，热泪纵横，决心由海路返回祖国。

公元411年（晋安帝义熙七年），法显乘大商船东返。海上遇到风暴，漂流多日，到了爪哇岛上的耶婆提国。上岸后等候了数月，遇到去南海郡（今广州）的商船，继续航海北上。途中又遇大风暴雨，水尽粮绝，历尽险难，迷失方向的木船漂流到了中国的山东半岛，在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靠岸。青州太守李嶷得知后，特地到海边迎接法显，盛情款待。法显不久即由陆路经彭城（今江苏徐州）南下，到达东晋的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法显带回的梵文佛教经典很多，在建康道场寺着手翻译，数年间译经六部六十三卷，达一百多万言。他还撰写了《佛国记》（又称作《法显传》《历游天竺记传》）一书，记叙了西行求法的经历。法显86岁时，在荆州辛寺去世。法显的西行求法，在中国佛教史上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既是高僧，又是一位了不起的旅行家。

他在花甲之年，不畏艰险，万里西行，穿过浩瀚沙漠，翻越葱岭雪山，其坚韧不拔和百折不挠，体现出的是一种多么感人的精神和信念。他记载的经历见闻，对我们了解西域文明古国的风土人情和佛教在西域的传播情形，至今仍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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