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湖帆四欧堂藏本是原石宋拓本，系上海图书馆“镇馆之宝”

　　敦煌石室本，现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

　　吴湖帆《勘碑图》

《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石碑系唐贞观五年（631）刻立，李百药撰文，欧阳询楷书，此碑书法结体严谨缜密，气韵清古浑厚，深合体方笔圆之妙。世称《化度寺帖》妙出《九成宫》右，历来被视为欧阳询楷书第一代表作。传至今日，其著名的翻刻本有六种。前五种为宋代翻刻，敦煌本乃唐代翻刻本，传世唯有吴湖帆四欧堂藏本是原石宋拓本，浓墨擦拓，黝黑中透紫光，堪称“海内孤本”、国之重宝。

仲威

《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石碑系唐贞观五年（631）刻立，李百药撰文，欧阳询楷书。三十五行，行三十三字。宋庆历（1041－1048）以前，原石已经断裂，时任河南制府的范雍（981—1046）见到的《化度寺塔铭》就已是砌石，庆历间（1041－1048），寺僧误认《化度寺》断石中有宝，击碎求宝，碑石又再三断，后残石移置范雍洛阳赐书阁，至北宋末年残石亡佚。

此碑书法结体严谨缜密，气韵清古浑厚，深合体方笔圆之妙。世称《化度寺帖》妙出《九成宫》右，历来被视为欧阳询楷书第一代表作。赵孟頫《化度寺跋》云：“唐贞观间能书者，欧阳率更为最善。而《邕禅师塔铭》又其最善者也”。基于碑石先毁后佚，拓本难觅，宋代就有不少翻刻本流传，传至今日著名的翻刻本有六种：吴县陆恭松下清斋藏本、临川李宗瀚静娱室藏本、南海吴荣光筠清馆藏本、大兴翁方纲苏斋藏本、南海伍崇曜粤雅堂藏本、敦煌石室本。前五种为宋代翻刻，敦煌本乃唐代翻刻本，传世唯有吴湖帆四欧堂藏本是原石宋拓本，堪称“海内孤本”，国之重宝。

此册为吴湖帆藏“唐代原石北宋拓本”，传世孤本，列“四欧宝笈”之首。上海图书馆馆藏国家一级文物，列为 “镇馆之宝”。凡九百三十字。明初为王偁（孟阳）所藏，清代经陈崇本、成亲王（皇十一子永瑆）、荣郡王（皇三孙绵亿）、奕绘（荣郡王之子）、沈树镛、潘祖荫等人递藏，民国间转归吴湖帆四欧堂。此册旧称“王孟阳本”，今称“四欧堂本”。

吴湖帆四欧堂缘于其收藏的“四欧宝笈”， “四欧宝笈”特指唐代书法家欧阳询所书四件著名碑帖，即：《化度寺塔铭》、《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虞恭公碑》，皆为欧体楷书的代表作，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深远，又因以上四件拓本均系宋拓，实属珍稀，故称“宝笈”。其中宋拓《化度寺》、《虞恭公》、《皇甫诞》曾为清代潘祖荫收藏，1915年潘祖荫的侄女潘静淑嫁吴湖帆时，此三册曾是陪嫁物之一。1924年吴湖帆又觅得宋拓《九成宫》（原为乾隆皇帝懋勤殿藏本），1926年遂将四册合装同贮一匣，始名曰“四欧宝笈”，并颜斋号为 “四欧堂”。上世纪50年代后期，《四欧宝笈》以二万元转售上海图书馆。

四欧堂本有着曲折的“身世”，其国宝身份的确定历尽坎坷，早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翁方纲就曾判定此册为“宋代翻刻拓本”,而将上文所述其他五本翻刻本鉴定为“唐原石宋拓本”。嘉庆八年（1803）七月六日，欧书痴迷者——成亲王（永瑆）以百金从陈崇本（伯恭）处购得此册。嘉庆十四年（1809）十一月，永瑆又以白银四百两购入《化度寺》吴荣光“筠清馆藏本”（实为宋翻宋拓本），因听信翁方纲的鉴定结论，视“筠清馆本”为原石宋拓本，而将其旧藏 “四欧堂本”认作宋代翻刻本，于嘉庆十七年（1812）转赠给其侄荣郡王绵亿。后又经奕绘（荣郡王之子）、沈树镛、潘祖荫等人递藏。因为翁氏是清代金石大家，毕生研习欧书，可谓一言九鼎，所以此册系翻刻本的定论一百年来没能翻案。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清末，当时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藏经洞中发现《化度寺》剪裱残本，凡226字，共存12页，其中起首2页凡39字为法国人伯希和所得，今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另10页凡187字为英国人斯坦因所得，今藏伦敦大英图书馆。一般认为敦煌石室封闭在北宋景佑三年（1036）敦煌将陷于西夏之时，故世人均认为《化度寺》敦煌本应该是原石唐拓之可信底本。随之而来的就是对敦煌本与四欧堂本的比较研究。

第一个开展此项研究的是罗振玉，罗氏宣统元年（1909）见敦煌石室唐拓残本，民国十五年（1926）五月九日罗振玉通过赵叔孺引介得识吴湖帆，又见《化度寺》四欧堂本，发现“敦煌本”与翁氏所定其他五本“唐原石宋拓真本”迥异，它们绝非出自同一碑石，加之敦煌本又是宋代以前拓本，可信度极高，故罗振玉轻而易举地将翁方纲的《化度寺》版本考定推翻，认为经翁方纲鉴定为“唐原石宋拓真本”的五个拓本皆为翻刻。

客观地讲，翁氏的考定失误有其历史的局限，如果清中期的他能见到清末民初新发现的敦煌本，想必亦会惑解疑析。

那么，罗振玉又如何评价“四欧堂本”呢？

据册中民国十五年（1926）罗氏题跋云：“（四欧堂本）甫一展观，神采焕发，精光十步外，不必一一与敦煌本校量，已可确之为唐石宋拓，且存字多至九百余，为之惊喜欲狂，而册后翁阁学跋因与他本不同，反以此本为宋人翻本，以蔽于所习，致使颠倒若斯。然使予不意见敦煌本，亦无由解转往昔之疑，更何能证阁学之惑，是吾人眼福突过古人……”

由此可知，罗氏对《化度寺》版本研究的结论是：“敦煌本”与“四欧堂本”同出一石，“敦煌本”为唐拓残本，“四欧堂本”为唐石宋拓之足本。罗振玉利用“敦煌本”这一新证据来推翻翁氏“五种宋拓原石论”，不能不说存在着偶然与侥幸因素。此外，罗振玉为《化度寺》四欧堂本翻案，更是瞎猫遇见死耗子，同时亦暴露了罗振玉在碑帖鉴定中的一处失误，那就是罗氏误将敦煌本与四欧堂本视为同出一石，其实这两本风马牛不相及，应该也是两个不同本子。另据陈巨来《安持精舍人物琐忆》在回忆吴湖帆章节中，记有罗振玉这次为吴湖帆四欧堂本题跋，得润笔费二百大洋的情节，或可能是明知异同，情面难却罢了。

四欧堂主人吴湖帆得到罗振玉有利评价后，高兴异常，遂将《四欧堂本化度寺》影印出版，分赠友朋。不久，吴湖帆又得到“敦煌本的影印本”，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吴湖帆将两本比较后发现，“四欧堂本”首行第一个“化”字的“匕”部之撇画穿过浮鹅钩，然而“敦煌本”则明显不穿，这是“四欧堂本”与“敦煌本”最显著的区别，这在吴湖帆民国影印本中能明白地看到。遗憾的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四欧堂本“化”字却是同“敦煌本”一样不穿，“化”字穿出的撇画明显遭人涂描，涂描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吴湖帆本人，涂描的目的就是为了将“四欧堂本”与“敦煌本”攀上亲。吴湖帆当时已经看出“四欧堂本”与“敦煌本”的差异，慑于“敦煌本”的权威，涂改自藏本以自欺欺人。既而恐露马脚又掩耳盗铃地在册中旁注云：“化度二字经前人描过，较唐拓残字有失，戊辰（1928）元旦。”“四欧堂本”从1915年随潘静淑陪嫁到吴家，到吴湖帆影印“四欧堂本”，再到戊辰（1928）元旦，其间从未易主，故此所谓“前人”就是吴湖帆本人。历代碑帖涂描均是伪品照真品样式涂改，此乃真品参照伪品样式涂改，可算孤例。

民国二十四年（1935）春故宫博物院准备文物参加伦敦国际艺术展览会，北平特邀法国人伯希和来华检阅故宫文物，同年四月三日吴湖帆与叶恭绰在张葱玉处会见伯希和，伯希和得见此册并留下法文题跋，同行的翻译陆翔作了释文。我国善本碑帖有西洋人题跋，此册可谓独一无二，缘于伯希和是“敦煌本”的最初发现人。

敦煌本的出现，文物界遂以之为《化度寺》唐原石拓本之蓝本，近半个世纪无人怀疑。直到王壮弘先生看过“四欧堂本”后，原先结论开始颠覆。

王壮弘自述在四欧堂看碑经历云：“1960年余偕张彦生至吴氏嵩山路寓所，先生出‘四欧’相示。而《虞恭公》、《皇甫诞》、《九成宫》三碑，皆未足称精善，唯《化度寺塔铭》开卷便觉精光四射，不可逼视。余与张君于前数碑皆坐阅，至此则骤然肃立，亦不知何故，岂佳拓精彩足以慑人心耶？此拓纸色微呈黄褐，纸质坚韧密似薄型藏经纸。浓墨擦拓，黝黑中透紫光，开卷时墨色四溢，虽有模糊处，而字画端倪皆隐约可寻，细而遒劲，精气内含，盖书法、摹勒俱佳，始克臻此。观时，吴湖帆为余言，传世《化度》皆伪本，唯此与敦煌本悉同，当是真本无疑，余与张君皆笑而不答。”当时王壮弘年仅三十，面对名家断语，并未轻信。二十年后，王先生在其《增补校碑随笔》中提出《化度寺》“敦煌本”实亦为翻刻，并非原石拓本，“四欧堂本”为唐原石宋前孤拓的最新论断。1984年，王壮弘又在《书法》杂志发表《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一文，重申了原有观点。

吴湖帆藏《四欧秘笈》将于今年年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化度寺》册后附有“敦煌本”影印件，届时相信读者自能辨出其中微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