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梅兰芳：梅葆玖先生专访

我的父亲梅兰芳

－－梅葆玖先生专访

很久之前，梅葆玖早有一个心愿，就是为父亲拍一部能够真正体现其艺术生涯和艺术精神的电影。电影《梅兰芳》的底本（回忆录《我的父亲梅兰芳》）由梅葆玖的哥哥梅绍武写成之后，从2002年开始，梅葆玖就带着它四处奔走，导演见了无数位，可是却没有一个能让他感到放心。他这样谨慎，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手中掌握着太多太多人的期许，而且，向世人展示一个真实的梅兰芳，他从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和大意。
直到4年之后，他在中国电影集团总裁韩三平的陪同下，见到了陈凯歌。
可以说，他们是老相识了。陈凯歌的父亲陈怀皑50年代就参与过梅兰芳的艺术纪录片的拍摄，从小，陈凯歌就经常到梅家来玩，还见过梅夫人福芝芳，这为他日后拍摄代表作《霸王别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说他对陈凯歌很放心，尽管其中经历了一些小小的风波，但他仍然对这部影片充满信心。
这部描述他父亲艺术生涯的电影让他重新回到前尘往事之中，回忆起那些过往的岁月，他的声调始终很平静，就好像这些故事就发生在昨天……


童年记忆中的父亲

河西：1934年3月29日，您出生在上海，在上海您住了多长时间？

梅葆玖：1934年出生，一直住到解放，1950年我们才到北京去的。

河西：当时您父亲为什么会从北京搬到上海来住？

梅葆玖：1931年到的上海，先是住在沧洲饭店，后迁马斯南路121号。他到上海主要还是因为北京不安全，家人在上海工作也忙，之前已经有意向要搬到上海来。另外孩子们身体也都不太好，当时北京流行白喉之类的传染病，我三哥感染白喉后就去世了，那时候白喉也没有什么特效药，整个大环境不是很好，于是决定先搬上海住一住。

河西：您父亲在上海排了很多抗日爱国的戏，比如《抗金兵》、《生死恨》等等，这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上演的？

梅葆玖：那是1933、1934年的样子。《抗金兵》、《生死恨》都是在上海首演，等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这些戏就不演了，蓄须明志。

河西：蓄须明志的故事广为人知，蓄须明志后日军是否还常来骚扰、威胁？

梅葆玖：1938年到香港，后来又回上海，在家画画、写字。日本提出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想请我父亲去电台里讲话，我父亲就说我不能讲，都给谢绝了。

河西：您父亲到香港后演了《梁红玉》，当时是怎么样的情况？

梅葆玖：这是新排的戏，文武都有。在我父亲的团里有很多老先生，都是文人，我父亲主持，一同来写剧本，选了两个题目，一个是《抗金兵》、一个是《生死恨》。这两个戏后来就留下来了，可以说是我父亲在抗日前夕的两大作品，一直延续到今天都有人在演，已经成为梅派的经典剧目。

河西：1941年香港沦陷，但是您父亲没有马上回内地，是因为什么呢？

梅葆玖：我两个哥哥先回了重庆、贵阳，我和我姐姐葆玥那时还小呢，1942年就随我父亲回上海了，到抗战胜利为止我们一直住在上海。


拜师学艺，粉墨登场

河西：您本人从小就喜欢京剧？您父亲一共9个儿子，为什么只有您学了梅派京剧？

梅葆玖：主要是因为我父亲看我长得像他，耳朵、眼睛都像，而且有嗓子，有条件学习，就给我拍了照，然后我演了《三娘教子》中的小孩，我父亲觉演得不错，认为我有这方面的天分，这样就开始让我学梅派了。我从十岁开始学习就没有断过，请了老师，唱腔、昆曲、武打等等都学。抗战胜利后，1945年我父亲复出，我就在梅剧团实习。后来与我父亲合演《游园惊梦》、《金山寺》和《白蛇传》等戏等。解放后，1951年我到北京，已经可以独立唱一出戏，等于正式加入了梅剧团，一直到1961年我父亲去世。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梅剧团停了下来，江青说男旦不行，所以全都靠边站，只有样板戏能唱，结果我们有十几年没有再唱戏。

河西：您的第一个老师是王瑶卿之侄王幼卿，他教您什么？

梅葆玖：他是我第一个老师，也是王派传人，学戏学习王派很重要，打基础，发音、咬字、唱腔都是非常规范的东西。我的昆曲教师是上海的朱传茗，传字辈的，武功教师是陶玉芝，后又向朱琴心学习花旦，都是名师。基本功学完以后，我才开始向我父亲学习他的那些戏，陪着他演出，逐渐逐渐把《贵妃醉酒》、《霸王别姬》、《宇宙锋》一个一个都学到手了。

河西：您10岁开始学艺，3年后您就开始登台演出，学的特别快？当时您父亲对您的演出持肯定的态度吗？

梅葆玖：我反应比较快，人还算比较聪明。小孩也不知道在台上害怕，只是觉得好玩，也没有任何压力。我一方面还在学校念书，有寒假暑假，在学校和同学们一块演出，算是实习。

河西：我知道您父亲对于他的学生是很关心也很爱护的。李世芳去世后，您父亲非常伤心，上演《金山寺》时还伤心流泪，是这样的吗？

梅葆玖：他很难过，因为他女学生里最喜欢言慧珠，男学生里最喜欢李世芳，他人很聪明。李世芳坐飞机失事后，他非常难过，还给他演了一出戏，给他家里募捐。我父亲培养一个得意门生不容易，不是说所有的学生都可以达到这个标准。给李世芳家募捐的戏我们都参加了，唱了三天，唱戏挣的钱都给了他家属，料理后事。


和父亲同台演出

河西：第一次与您父亲一起登台演出是在什么时候？演的是哪一出？

梅葆玖：那是我18岁的时候和父亲一起演《游园惊梦》。我父亲演杜丽娘，我演小春香，就开始同台了。1949年，我们又合演了《断桥》，也就是《白蛇传》的一折。我父亲演白蛇，我演青蛇，我已经开始边学边演。1950年到北京以后，我父亲到外地演出的时候总是带着我一块去。每到一个地方，总是我先演三、四天，我父亲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再由我父亲登台。全国各地都是这样。这样逐渐逐渐就把我推向观众。东北、华南、华东我都去过。这样给我带来锻炼机会，也使观众熟悉了我，知道我是跟随父亲继承梅派京剧的，对我也有个基本认识。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就开始带梅剧团，在文革后又重新恢复演出。

河西：和您父亲同台演出有没有压力？

梅葆玖：没有压力，他人非常好，非常公正平和，他带学生也好，带我也好都是如此，不像有的老师对学生有种威慑力，他很民主。因为他很早就出国，到欧洲、日本、苏联都去过，所以他不会按照封建家长制的一套来教育学生和子女。他是很开放的，有的错的，不断说不断指正，但态度是温和的。我们学艺的时候也不害怕，他在上海教李世芳他们，我就在一边一遍一遍看，有什么想法，他都是以一种商榷的口吻来说，不是我怎么想的，你就必须怎么服从，他从来不会这样。

河西：如果演错了，会不会批评您？

梅葆玖：有时候晚上我们吃完夜宵，他会给我重排，告诉我错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排。如果我在台上错了一个身段，他也会配合我一下，目的是不让观众看出来，在台上，我们都是配合的。下来之后，他会重新认真地再给我排一遍，说你要注意哪一点哪一点。他从来没有斥责过我。他对学生也是这样，他说他要是一斥责一骂，学生马上就怕了，一害怕更学不进去。他的做法是让他认知，让他知道怎么样才是对的。他总是从启发的角度来看待这样的问题，应该说他的教学很开放，也很科学，所以学生们都很愿意和他学。不是说看见严师以后，大家不敢说话，不是这样，一切都很民主。

河西：1949年，您陪同您父亲一起到北平去参加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时的情景是怎么样的？

梅葆玖：那是全国第一次开这样的代表大会。那也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可以去看看北京城墙、北海、长城等地的北京风光，在上海是看不到的，这座古都对我特别有吸引力。北京的老剧场、北京的老艺术家、父辈的老师们我都见到了，从49、50年到北京，一直到我父亲去世，我是又学习又实践，这十几年时间对我的发展最有帮助。我父亲去日本访问，到朝鲜慰问，我们也都跟着他一起去，这可以说是我艺术成长的黄金时期，最受益的时间。我一直守着父亲，我父亲演出的时候，我天天看，我演出的时候，我父亲就帮我指出我的问题，使我能得到提高。我觉得熏陶非常重要。

河西：1951年，您和您父亲在怀仁堂演出，毛主席说您父亲的白娘子扮相与众不同，这是改良过的吗？

梅葆玖：我父亲浑身穿白，头顶一个红绣球，我也是一身白，非常漂亮，所以主席说这个扮相非常好，很跳，代表了白蛇的一种新形象。
每年春节，我们就到怀仁堂去演出。毛主席很喜欢看戏，也很懂昆曲，不用看戏文，我们在上面看戏，他在台下一边拍板一边听。毛主席对传统文化非常熟悉，特别是诗词。

河西：1950年除夕，您和父亲在怀仁堂合演了《金山寺》和《断桥》这两出戏，齐燕铭先生提了一点意见，您父亲就改了念白，您父亲演出的剧本也是经常修改，从善如流的吗？

梅葆玖：上阵父子兵，我记得当时我还演了个《玉堂春》，毛主席也在台下看。
我父亲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创新，但是创新要在传统的基础上，不能离开传统。你的服装、你的唱腔、你的音乐都在京剧的基础上创新，这样你才能站得住脚。不是说改完了以后不像京剧了，那肯定不行。

我父亲排的戏，京剧的形没有变，京剧的魂没有变，所以我父亲排的戏，基本上都能站住脚，基本上观众都会喜欢看。我父亲的戏，好听好看又创新，可是没有脱离京剧的框架。

河西：1959年，您父亲在北京演《穆桂英挂帅》，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剧，这是不是也您父亲生前比较喜欢的一出戏？

梅葆玖：在《穆桂英挂帅》中我演杨文广，我姐姐葆玥演杨金花，这样就是真儿子真女儿一起上台演出，在戏曲史上也挺罕见的，在台下是父亲，在台上就变成母亲了，很有意思。

河西：当时是一票难求吧？

梅葆玖：确实是这样。你想都是一些名演员，尤其是在国庆节上演，在大会堂、人民剧场等地演，59年-60年演了不少场，几十场总有，真是一票难求，这种机会太难得了。可惜就是没有把它拍成电影，原来是要拍成电影的，但是因为他心脏不行了，没能如愿。后来是我父亲现场的录音，我配的像。


我父亲最后的日子

河西：解放后您父亲担任了很多社会工作，比如中国京剧院院长和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这些社会工作会不会占用他比较多的时间，让他太劳累了？

梅葆玖：这肯定会忙一点，学习、开会都比较多，虽然有些事情我们也能办，但很多问题还得他本人来过问，确实是累了一点。他后来患心脏病去世，当时没有现在的医疗条件，还没有心脏搭桥、血管支架的技术，所以后来1961年还是没有挺过去。

河西：以前有这方面的症状吗？

梅葆玖：别人知道他的心脏血管比较细，心室扩大，通过透视能看出来，医生叫他不要太累，但是当时对心脏病的认知还没有现在这么深。他老是说胃疼，其实胃疼是心脏病的反射，我父亲以为是胃疼，吃点药压一压就没事了，结果病情被延误。我父亲的病情严重了才知道是心脏病，送医院，心脏血管已经堵塞了好几根，已经是晚期，1961年8月8日凌晨突然又发病，没有抢救过来。

河西：发病的时候他在做什么？

梅葆玖：也没有做什么，就是清洗一下，大夫不让他下地，他不听，还是下地，结果一上床就发了病。送去医院后，人工呼吸等抢救工作都做了，没有用。我妹妹先到医院，医生对她说，因为我父亲这病已经有一定的时间，而且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所以没有抢救过来。之前他虽然也知道自己血管细，但是没什么症状，一切如常，加上他工作繁忙，所以也没重视，如果平时就感到这不舒服那不舒服，可能就会加以关注。这东西一发病是最可怕不过的了。


电影《梅兰芳》：从人文的角度审视这段历史

河西：50多年前，同样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陈凯歌的父亲陈怀皑就参与了关于梅兰芳的艺术纪录片拍摄，您当时就在拍摄现场吧？当时是怎么拍这部片子的？

梅葆玖：有好几个导演，陈怀皑也在里面，还有上海的导演岑范。那是1953年，把我父亲的舞台艺术记录下来在现在教学就很有用。看了之后，对唱腔、动作、身段、舞美马上就有概念，留下了一个范本。

梅派的电影资料还比较多，其它流派，程先生、荀先生留了一个，徐先生一个也没有留下来，那时候没有录像。我父亲的这个纪录片，把他的代表作《贵妃醉酒》、《宇宙锋》等好多戏都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河西：电影《梅兰芳》剧本则改编自梅绍武的传记作品《我的父亲梅兰芳》，怎么定下要拍《梅兰芳》这部电影的呢？

梅葆玖：好多年前就想拍这部电影，但是一直没做起来。电视剧是有，但是电视不能代替电影。现在能拍成电影，我也很高兴，可以让更多的人来更好地来认识和理解梅兰芳。

河西：编剧是著名作家严歌苓，这个剧本您看过吗？

梅葆玖：剧本是中宣部都审过的。它还是比较忠实于历史，从人文的角度来审视这段历史。她的故事其实到抗战胜利就结束了。

河西：对黎明的表演怎么评价？觉得他演得像您父亲吗？

梅葆玖：我觉得他文化气息还好。他没有港台人说话的那种腔调，他还是北京口音，因为他本来就是北京人，小时候住在北京。要是电影搞出个“广东梅兰芳”那就不好了，而且现在还不允许配音。这片子大概奥运会之后就可以拿出来。

河西：片子您已经看过了吗？

梅葆玖：在拍的时候我去看过，但是剪接的时候我还没有去看，陈凯歌还在做后期。

河西：您曾经担心章子怡不太能演得了孟小冬，为什么？是觉得她难以进入孟小冬的内心世界？

梅葆玖：刚开始是有些担心，但是不断有老师给她说，她很快就学会了，她很聪明。有些神态方面，还是表现得不错的，毕竟是老演员了。

河西：您觉得您母亲福芳芝是个怎么样的人？

梅葆玖：在电影中她也有几个镜头，但是怎么剪接下来还不知道，要看陈凯歌的后期处理了。我母亲也是演员。她是旗人，从小也在梨园长大，对于京剧和艺术她也是懂的，很有见解的，只是结婚以后她没有再登台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