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唐代佛教影响下的长安城市生活—以佛教寺院为中心

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高峰期，长安作为唐代都城，佛教寺院星罗棋布，与佛教有关的活动更是丰富多彩，佛教寺院成为城市生活的舞台，朝廷在这里举行佛事活动，百姓僧众在这里举行节日庆典；同时佛教寺院也成为百姓娱乐活动的重要场所，不论是僧人的俗讲，还是庙会中的戏场，都对百姓有吸引力，此外风景优雅的寺院还是文人游乐、集会的场所。因此与佛教寺院有关的种种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长安的城市生活，见证了长安文明，成为不可忽视的唐代佛教文化组成部分。 唐代佛教兴盛，不仅帝王崇信佛教，广大平民百姓也崇佛、信佛，佛教世俗化的倾向同时影响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京师长安不仅是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成为文化中心，佛教寺院星罗棋布，与这些佛教寺院有关的活动丰富多彩，显示了佛教影响下长安城独特的文化面貌，从而引人瞩目。因此，对长安城佛教文化及其影响下的城市生活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星罗棋布的佛教寺院 唐长安城是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最初由宇文恺设计，基本上符合《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①的都城设计思想，布局规整合理，在世界都城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由于佛教的兴盛，寺院成为城市规划必不可少的景观，长安城寺院林立，数目众多。寺院的布局特点也别具一格，总体上可归纳为： （一）佛寺遍布城坊。这得益于民众对佛教的热衷，“外廓城共109坊，其中77坊设有寺观，共159座”。②同时以宅为寺的现象较为普遍，即以自己的住宅为寺，而且这种情况下多为达官贵人自愿献宅，因此坊市内一些寺院建筑规模宏大，装饰上富丽堂皇，成为长安城文明昌盛的标志。城坊是市民的主要居住区，这种寺院布局便于百姓就近礼佛，为佛教文化的民众化提供了条件。 （二）名寺居多。佛教十宗在唐代相继成立，而其中八个宗派的祖庭均设在长安城。除此以外，长安城还云集诸多高僧，玄奘和义净都是西域归来的高僧，他们在寺院译经或者宣扬佛法，使长安城成为研究佛教的中心，在帝王的支持下佛事活动更成为一种全民参与的重要形式，给百姓生活带来新的内容。 （三）以佛塔为主要建制，建筑艺术上结合西方，出现密檐式的佛塔建筑结构，长安城着名的佛塔有慈恩寺塔，岑参《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对慈恩寺的描写：“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青槐夹驰道，公馆何玲珑。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蒙蒙”。③足见佛塔的引人入胜，“四角”、“七层”即是对佛塔外形的描写，突出了塔的典型结构。其次为荐福寺塔，即今日的大小雁塔，还有香积寺塔、兴教寺玄奘塔，都是典型的佛塔建筑，这些佛塔构成了长安城重要的城市景观，是佛教文化发达的依据，也是城市生活的重要表现形式，使佛教文化因素成为显像。

二、城市生活的舞台 遍布京城的佛教寺院成为城市生活的舞台，帝王们支持佛教，常在此举行重大的佛事活动，佛教节日也给长安城百姓生活带来新的内容，体现了以寺院为中心的宗教活动对民众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一）国家佛事活动 唐代帝王大都提倡佛教，朝廷常常利用寺院举行盛大的仪式活动，这种活动一般都属于国事行为，高宗诗《谒大慈恩寺》：“日宫开万仞，月殿耸千寻。花盖飞团影，幡虹曳曲阴。绮霞遥笼帐，丛珠细网林。廖廓烟云表，超然物外心”。④反映了帝王对佛教的崇敬，认为佛教寺院超然物外，陶冶身心。在重大的宗教活动中，如迎佛骨舍利、高僧玄奘入慈恩寺都有着隆重的礼节。贞观十九年春于弘福寺迎佛骨舍利，百姓皆欣然前往，自朱雀街至弘福寺寺门数十里间，都人士子和内外官僚列道两旁，瞻仰而立，无不体现了长安城佛事活动的庄严和百姓对之的热衷，这是在国家主导下的百姓参与，对百姓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提升了佛教思想在民众观念中的地位。这些都反映了帝王对佛教的重视和举行佛事活动的盛大场面，从上层到下层普遍参与，场面热烈，也是长安城市生活的特殊体现。

（二） 节日活动 节日发展到唐代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体系，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到这时已经确立并形成固定的节俗，而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其原有的文化因素必然对传统的文化有所冲击，由于中国文化有着自身的吸纳性和包容性，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融合，产生出了新的文化因素。德宗诗《中和节赐百官燕集因示所怀》：“至化恒在宥，保和兹息人。推诚抚诸夏，与物长为春。仲月风景暖，禁城花柳新。芳时协金奏，赐宴同群臣。丝竹岂云乐，忠贤惟所亲。庶洽朝野意，旷然天地均”。⑤又反映了帝王对顺应四时节气的节日活动的热衷。《岁华纪丽》中《西域记》记载：“摩揭陀国，正月十五日僧徒、俗众云集，观佛舍利放光雨花”。⑥这一佛教文化因素与中国传统的正月十五相结合，出现了正月十五日放灯习俗，也称上元节观灯，至玄宗时期，这一习俗已成为固定节日，长安城取消夜禁，百姓于十五日观灯，一派繁荣景象。上至贵族下至工贾，无不夜游，可见这一佛教节日已在百姓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中元节”，俗称“鬼节”，是佛教徒追祭祖先的忌日，佛教徒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称为“盂兰盆节”，民众也普遍参与庆贺。唐代宗时，曾在宫廷设置内道场，佛寺一般在节日中要举行诵经法会、放灯等宗教活动，而民众也于此日聚集寺院，于是形成了僧人讲经、杂耍、百戏等表演，还有大大小小的庙会活动，都是因百姓的娱乐所需而产生的。此外，四月八日佛诞节，是唐朝官方正式承认的节日。陈希烈奏：“大圣祖以二月十五日降生，请同四月八日佛生之时，休假一日”。⑦唐代官定节日假中，也明确规定了四月八日给假一天。这些佛教节俗丰富了中国传统的节日文化，也充实了百姓的娱乐活动，使城市习俗产生了新的名词。

三、百姓娱乐活动的场所 寺院在佛事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百姓娱乐的重要场所。寺院举行俗讲，百姓前往参与，长安城中较为有名的寺院都开设戏场，娱乐化功能较强。

　　（一）俗讲和庙会中的戏场僧人在寺院中举行俗讲，给百姓提供了听取佛经的机会。“俗讲是古代寺院讲经中的一种通俗讲唱，流行于唐代。以佛教经义为根据，并增加故事化的成分，以吸引听众”。⑧僧人讲经，是百姓接受佛教经义的重要途径，僧人讲经以《华严经》、《法华经》、《金刚经》、《涅盘经》为主要经义，结合故事化的成分成为通俗易懂的言语从而为百姓所接受，姚合诗《听僧云端讲经》：“无生深旨诚难解，唯是师言得正真。远近持斋来谛听，酒坊鱼市尽无人”。⑨足见俗讲对民众的吸引力。庙会，亦称庙市，中国的市集形式之一。唐代已经存在，在寺庙节日或规定日期举行，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故称“庙会”。《北平风俗类征市肆》引《妙香室丛话》“京师隆福寺，每月九日，百货云集，谓之庙会”。⑩可见庙会就是为百姓生活服务的，在庙会中常有百戏和杂技等各种表演，影响了唐代及以后的娱乐活动。戏场也是供百姓娱乐的方式，长安城中比较有名的寺院如慈恩寺、青龙寺、荐福寺、永寿寺都形成了戏场，钱易《南部新书》记载：“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11戏场已成为娱乐休闲的主要场所。由于长安城中的寺院集中于坊市，便于百姓加入到各种活动之中，举行的活动构成了百姓生活的一部分。

（二）士大夫的娱乐场所和娱乐方式 长安城地理环境优越，水系丰富，具备了宴赏游玩的自然环境。曲江：“龙华寺之南，有流水屈曲，谓之曲江。南即紫云楼、芙蓉苑，西即杏园，慈恩寺，花卉周环，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巳节，即赐臣僚会于山、亭、赐太常教坊乐，池备丝舟。惟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学士登焉。倾动皇州，以为盛观”。12通善坊杏园：“为新进士宴游之所，按贞元四年以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园花发，诗试进士。慈恩寺杏园皆在曲江之西南也”。13 寺院环境优美，慈恩寺“仍选林泉形胜之所；寺南临黄渠，水竹森邃，为京都之最；寺有南池、牡丹、又有凌霄花；寺西院，浮图六级，崇三百”。14大慈恩寺“塔院有吴道玄、尹琳、尉迟乙僧、杨廷光、郑虔、毕宏、王维、李果奴、张孝师、韦銮画”。15可见与自然环境结合的寺院颇得文人士大夫得青睐。对于诗人来讲，他们也青睐于依山水形势而建的寺院，这些寺院往往能给他们提供创作的灵感，他们更喜欢来这里吟诗作赋，因此出现了雅集和结社这种集会活动，文人与寺僧广泛参与，出现了新的文化形式，对诗歌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寺院的美景也是重要的自然景观，为文人雅士们的休闲娱乐提供了素材和场所。

由此可见，长安城寺院在城市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如果缺少了此，那么唐代的文化生活就会逊色多了。

四、结语 寺院是长安城的重要景观，作为佛教活动的中心，对城市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中古时代，一个寺庙就是一个信仰的集中点与传播点。寺院成为城市生活的舞台同时也是娱乐活动的重要场所，无论是在此举行的佛教节日还是国家举行的佛事活动，都可看出各阶层人士普遍参与，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寺院布局对民众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带来新的内容，丰富了人们的娱乐活动，成为宴赏游玩的好去处，使长安城市生活呈现出独特的面貌，同时这一文化因素也成为唐代佛教文化发达的依据，不仅在京师长安城，在其他城市也有一定的体现，因此对此问题的探讨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的研究。